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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请不要这样。”巴巴拉说，她实在受不了他的同情。“圣诞节前夕竟会发生这种事，实在令人痛心。” 　　第二天上午，他们装模作样地度过了圣诞节。他们给艾妮特准备了一套冒牌化妆品，几本新书和一件毛背心，给克利斯蒂安准备了一件尼克斯汗衫，一本新书和以他自己的名字签了字的体育画报订单。巴巴拉把她在纽约给狄克买的古希腰带送给了狄克，狄克给了巴巴拉一瓶香水。 　　二十六日，巴巴拉和孩子们按原计划提前八天，登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对于计划的变化孩子们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生气：艾妮特早就想她的朋友了；克利斯蒂安因没能在海里游泳仍觉得挺委屈。能把“战舰”刮回到大海里的风还没到来。 　　狄克拥抱和亲吻了孩子们，和他们告了别，不知所措地在巴巴拉面颊上吻了吻。巴巴拉看了艾妮特和克利斯蒂安把安全带系好后，意识到他们几个人对这次探亲能提早结束都感到很宽慰。她觉得这次探亲是对一个结束了的婚姻的最凄凉的总结。 　　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一家汽车旅馆的阳台上被人暗杀。5月，那些穷人在华盛顿游行时，安代·沃霍尔又被人用枪击伤。6月，罗伯特·F·肯尼迪被B·舍尔翰刺杀。墨西哥诺加累斯地方法院判决巴巴拉·杜登·罗斯与理查德·罗斯离婚，这一切都是由狄克与巴巴拉操办的，巴巴拉觉得这种事办起来真是轻而易举。 　　巴巴拉在离婚书上签字时，几乎无动于衷，因为很早以前他们的感情就已不和；然而从潘沙克拉回来后，孩子们却都表现得不正常。他们在纽约的时候，艾妮特拒绝看望她的父亲和她父亲的妻子。克利斯蒂安把尼克斯运动衫送给别人，借口说自己穿着不合身了，他俩晚上常做恶梦，得抱到巴巴拉的床上哄才行。春季的早些时候，巴巴拉请教了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他说艾妮特和克利斯蒂安的反常行为是由于心烦意乱引起的，都属于正常现象，过一段就会好的。她才放下心来。 　　“我对你和狄克闹到这个地步，感到遗憾。”一天，巴巴拉带着孩子到她母亲那儿度周未，母亲对她说。“但我不想掩饰对这件事的惊奇。” 　　“我怕你会生气的，”巴巴拉说，“这在咱家毕竟是头一次。” 　　“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确信自己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吗？”巴巴拉的母亲想探知究竟，巴巴拉也不想再隐瞒什么了。 　　“这是我能做出的唯一决定，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狄克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现在的我，是1957年的我；而我现在已不再是那时的女孩子了。” 　　伊万吉兰·杜登镇静了一下，说：“我想这是变好了。” 　　当巴巴拉长大时，她开始越来越理解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少有的实际和理想相结合的人。她承认现实，深知没必要去设法改变不能改变的事情。六十六岁了，但她看上去比她五十四岁还年轻。自从她丈夫去世之后，她的变化真是令人吃惊。她从一个消极依赖型的小城市妇女一下子变成了复杂的、活跃的成年人。巴巴拉曾想过她母亲是否有再婚的想法，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奇怪，离婚已大大地改变了她的生活观。 　　“请告诉我，如果你和你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度过夏天如何？” 　　“我得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巴巴拉说。这是她不想做出的决定，对于离婚，她已深感内疚。 　　然而，艾妮特和克利斯蒂安对在普林度过整个夏天的想法喜出望外，对于他们这是非常新奇和令人异常兴奋的事。而对巴巴拉来说，也是件令人满意的折衷办法：他们度过了他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的几个月的痛苦生活之后，他们盼望着有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情，而她对此也不必感到内疚，这是他们的选择。 　　“你需要单独有一些时间，”她母亲说。“你需要考虑一下你自己和你的生活。” 　　当巴巴拉驾车回城的时候，她回忆起，在她去蒙托克见狄克之前的1959年秋天与她母亲的谈话，她母亲对她首先要使自己起变化的劝告奏效了：她的劝告使她离婚了。现在既然婚姻结束了，而这劝告似乎比以前更加有价值了。她确实需要自私，把时间留给自己，考虑她自己的生活和将来。 　　巴巴拉决定，现在是结束消沉局面的时候了，她认为，自觉控制自己生活的时刻已经到了。 　　格雷摩西公园的公寓使她感到扫兴，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回忆——好的和坏的。它们潜伏在那里，无时无刻地侵扰着她的心境。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对她来说在此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改变——与你曾在一、起生活的人分离以后——你住过的地方。巴巴拉自己所作出的第一件重大决定就是搬家。 　　她从未动用从她公公那里继承来的那笔钱。她仍然把它存在银行里，巴巴拉常想，把这笔钱投资出去，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去问谁。而现在她对没有把这笔钱投资出去而感到高兴，这笔钱终于有了用处。 　　巴巴拉花了八万美元在第77东大街的派克和麦迪逊之间购买了一套五居室的公寓，尤金对她的谈判方式很赞赏，因为他就是一个难以对付的谈判者，享有令别人畏惧的盛名，而巴巴拉这一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巴巴拉一有了新的公寓，就作出了第二件重大决定：她把结婚时所得到的全部物品都捐献给斯龙——凯特灵·斯瑞福特商店。她把在50年代后期买的保尔·斯图雅特沙发、狄克母亲送给他们一套莱诺斯瓷器、在家俱行一起为孩子们买的家俱都给了商店；她又卖掉了装饰用的织物，地毯，混合酒具，两台电视机，一台加法机，狄克的制图桌子和灰色金属椅子，她的全部夏装，他们的双人床及床单，枕套和毛毯。 　　然后，她开始了长达六个月的大采购，买她摆脱沮丧的出路。她为自己买了一张新床，买了新地毯、新床罩、新盘、碗、新沙发、新桌子、椅子和镜子，给孩子们买了双层床，这样他们可以留客人住宿。她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布隆明戴尔，波绍尔，w·J·斯隆和罗德·泰勒等商店里。她每天都买新东西，每天晚上下班后，都有许多新的包裹需要打开，总是有些新的东西让她去占有。真有些荒唐，她想。然而，艾利克斯·罗斯的钱从他儿子那里给她买到了自由，此外，又买到了一个新的自我。 　　她那所有的大胆而又富有戏剧性的决定，到目前为止，其效果都极为显著。渐渐地，她的沮丧、内疚和懊悔都消失了，而逐渐开始感到更加坚强而自信了，她最感到遗憾的，是她的被动。她在狄克知道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知道了他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但她对此却无计可施。直到最后，只好离婚。回首往事，她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缺乏勇气，不能首先摆脱那种生活。 　　在过去，巴巴拉一向以自己在处理事物中作为主导角色而感到自豪，现在她已认识到她有能力处在他们的前列。在六十年代末期，妇女们开始谈论解放了，巴巴拉明白她们的抱怨不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不得不在工资少，不满意的工作中挣扎。她已把她的要求排在了狄克和孩子们的要求之后，她假装谦卑和消极，她那时坐在能量与愤怒的火山口上。 　　过去的十年，在一片混乱之中消逝了，对生活的想往未能实现。举国上下玩世不恭，越南战争造成了极度痛苦，巴巴拉认识到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她已从消沉变成了活跃。 　　巴巴拉不能把目光从利昂·克拉瓦特的被咬掉了指甲的手上移开，她被它们迷住了。他注意到她在凝视着他的手，但他强制自己不把手移开。 　　“斯但利·白尔曼，”他说。“你认识他吗？” 　　“听说过他。”斯但利·白尔曼在威尼城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经理。巴巴拉不知道为什么克拉瓦特在谈话中把他的名字拉了进来，因为纳德·杰尔德已经退休，她就在克拉瓦特的办公室里，讨论她的新的工作，利昂·克拉瓦特已经告诉她，要给她加薪，年工资将从一万五千美元升到一万七千五百美元，并有了新的头衔：推销经理。 　　“他将加入到我们这里来，”克拉瓦特说。“将对我们公司增加许多力量。”他停了下来，很明显，他期望着巴巴拉对他的突然决定会表示祝贺。 　　“那很好。”巴巴拉说，她想知道白尔曼会安插在什么地方，是否会影响她。除非他另有目的，因为利昂·克拉瓦特决不是那种把他的计划泄露给他的雇员的人。 　　“他将被任命为推销董事长。”克拉瓦特继续说，有点心不在焉。 　　“我将向谁汇报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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