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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乔伊怎么办？”伊芙琳问。乔伊是使她担忧的一个难题。把她从愉快的郊区生活中带走，关进大城市的一所公寓里合适吗？专家们不赞成。“什么乔伊怎么办？” 　　“你知道，他们对在城市里抚养儿童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我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我活下来了。” 　　“他们说郊区的学校教育制度是最好的，而且空气新鲜，绿树——”伊芙琳觉得她应该为自己孩子的权力辩护。 　　“他们是谁？就是那些为几本妇女杂志写点文章的“专家”吗？我们可以把乔伊送进私立学校，她在中央公园能看到各种绿树和草坪。她会超过其他所有儿童三级。” 　　“那么你同意了？” 　　“我迫不及待离开这里。” 　　纳特指了指这个错层式的大牧场；在伊芙琳的父亲买下这个牧场的那个时候，它曾是中产阶级能达到的最高目标。纳特离开中产阶级好多年了，因此那个阶层的种种抱负也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找房子？” 　　“我明天给房地产经纪人打电话。” 　　那天晚餐，他们喝了酒，夜里做了爱。就在伊芙琳睡觉之前，她突然意识到了她如此高兴的原因，是这么多年来她和她丈夫第一次进行了一次谈话，一次真正的谈话。 　　那年夏天，伊芙琳在寻找房子和看护病重的父亲中度过。她上午与房地产经纪人打交道，下午在医院里看护父亲。 　　她父亲患的是胃癌。当手术表明癌已转移时，医生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办法了。这意味着病毒的扩散正超过可用手术摘除癌细胞或是用放射线治疗的极限。而医生没有讲出来的、留给伊芙琳、她的母亲和她的兄弟自己去发现的是癌将一点点吞噬西蒙·艾德华兹。他们没说它将发出一种臭味，臭得将使他呆的那间屋子令人难以忍受。他们没有说他将会在他们眼睁睁关注枯萎，并且一刻也不停止地忍受痛苦的折磨。而且他们没有说，到最后，他甚至认不出他们是谁。 　　到了七月底，当西蒙·艾德华兹在六十二岁死去时，这个家庭所有成员都感到了一种解脱。因为他们早已经历和忍受了痛苦，所以在内心深处已经接受和默认了这悲伤。 　　1958年10月，纳特和伊芙琳在七十四与七十五条马路之间的第五大街上的934号买下了一套八间房的公寓。那些宽敞、明亮的大房间正对着中央公园。在纳特的坚持下，房子选在三楼。 　　“你要记住，我是在高楼层里长大的。所以我觉得住在高层象落入了陷阶，假设屯梯坏了？或者失火了怎么办？在三楼住、你有机会逃出去，在十二层住，你必死在里面。”他解释说。 　　“我从没那么想过。”伊芙琳说。象以往一样，丈夫对安全问题表现出过份关心使她感到诧异，他的童年与她的是那么截然不同。她的生活从来都是安全有保障的，因此，她从没有想过生存是否会受到威胁。 　　“你能把人从房子里带出去，”纳特说，“但你不能把人的房子拿走。” 　　“你仍然是我所遇见过的人中，最有幽默感的。” 　　伊芙琳用了两年时间，才把他们的公寓布置妥当。她在第三第五十九大街的商业大厦里耗尽了无数个日子；选购合适的丝品，壁纸、最舒适的沙发，精致的咖啡桌，搜寻与这些东西相配套的摆设，最有价值的占董。她经常光顾帕克勃奈特的拍卖后，麦迪逊大街以及乡村里的古董商店。她在室内装演上的才能还没有消失。她记不得了，当她看到一问屋子随着她的装饰，安排，重新布置，逐步成形时，心里有多满意。她也记不得了，受到别人注意和称赞是多么惬意。每一个来访的人都称赞伊芙琳所做的出色的工作。纳特也对此称赞。有人甚至对她说，既然她对室内装饰这么精通、她应该去做个挣薪水的装演师。 　　“我？去挣钱？”她问。她笑了。 　　除乔伊的问题之外，对伊芙琳来说，六十年代基本上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期。她照料家，雇佣并训练了一个女佣人，这是她从来没干过的事。开始她对向佣人发号施令有点难为情，逐渐便开始习惯了。她每星期开车去东奥兰奇一、两次，看望她的母亲。她先后在詹姆斯，比尔德和米歇尔·菲尔兹那里学习烹任。她学会了做龙蒿鸡、炖牛肉、鲑鱼马铃薯、油炒肉丁。她在家里举行晚宴，向朋友们展示她的烹调手艺。最后纳特也同他的朋支们一样对此赞叹不止。 　　然而，也有一些事情，伊芙琳虽然努力去做了，却没有成功。她曾强迫自己去体育馆。尽管她一点也不超重，可她身材敦实，胸部扁平，没有腰身，臀部象个男人。她听说，适当的体育锻练可以使她胸部丰满，腰围变细，别人告诉她，最好的体育馆就是第五大街尽头，第五十六条马路上的库诺夫斯基体育馆。她到那去了，预订听十次课，她买了一件紧身衣，从体育馆领到一个带有印花图案的包，上面贴着她的名字。可是尽管她强迫自己坚持下去，她还是被其他学生吓的不敢去。那些学生不是完美元暇的时装模特，就是照片经常出现在《妇女时装日报》上的社交界女人，那些模特谈论的是经纪人和摄影师。而那些社交界女人谈论的是画展开幕式和最好牌子的长筒袜，这两种女人都穿着时髦，身材苗条，她们专注于自己的事。伊芙琳觉得自己比她们低一等，她们的谈话中，讲的那些人，那些晚会，她只是在报纸上读过。所以她离开了。在上了第四次课之后，她就再也没回去。 　　伊芙琳的第二个失败是在服装上。六十年代初，她接受了肯尼迪·杰奎琳使之流行的那种服装款式和第一夫人留的那种讨人喜爱的、向外膨起的发式。无袖连衣裙显示出伊芙琳漂亮的胳臂，也把她略粗的中间身材遮掩起来，而那蓬起的头发式样，也适合她那小巧的、椭圆形的脸庞。而到六十年代中期，当被称作是青年动乱运动爆发时，当玛丽·奎特的迷你装、威达尔、萨森的几何图形式的发式开始流行的时候，伊芙琳突然从时髦的行列中被抛出来。她快四十岁了，而时髦是属于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的，象许多妇女一样，伊芙琳不习惯穿那种几乎把大腿全露在外的裙子，而且那种有棱有角的发式，也不适合于一张眼角布满皱纹的脸。象许多妇女一样，伊芙琳还是喜欢穿六十年代初朝那些宽松的粗布连衣裙。她知道自己穿着过时，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对自己的失败看的一清二楚。毕竟，你不能指望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能有二十岁人的身材，去穿二十岁人的服装，剪二十岁人的发式。 　　伊芙琳作为家妇和妻子的成功却远远超过了这些微不足到的失败。在她丈夫那些朋友和工作同僚们的眼中，她是一位谦和的女主人。她掌管一个毫无暇疵、令人仰慕的家庭，她饭菜做得精美，把需要水洗、干洗的衣物及时洗好。她使丈夫一心忙于自己的生意，永远不为家务中的小事烦扰。 　　真正地证实伊芙琳是个好妻子一并且纳特也如此认为、欣赏的是——他们的性生活又恢复了。虽然它很少有他的恋爱期间和蜜月里爆发出的那种强烈的激情，但是，乔伊出生之后那一段无性生活的时期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有节奏的性生活：这种新节奏是每周一至两次性生活，它使伊芙琳觉得自己对丈夫还有魅力，就象丈夫对她有魅力一样。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伊芙琳不敢肯定自己是个好母亲。乔伊已经到了青春期，易怒、好挑战。伊芙琳疑惑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不能和女儿交谈。有时、乔伊公开蔑视她。有时候，她担心乔伊可能成为一个吸毒上瘾的人；有时候，她担心乔伊会成为一个未婚的母亲，或者一个囚犯。学校的顾问告诉伊芙琳，这不是她的过错，她和她女儿之间的困难，大多数孩子们的父母都有。他们说这是代沟造成的，不是伊芙琳造成的。 　　纳特同意学校顾问和心理学家们的意见。当乔伊公开侮辱伊芙琳时，他就让伊芙琳不予理睬。他说，这只是一段时期，他告诉她不必把事情看的太严重。 　　伊芙琳常想知道，纳特在内心深处，是否真不想要个儿子。她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他好多遍。而他每次的回答都是不想要。他说一个乔伊顶任何数量的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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