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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乔伊和她父亲很亲近。他们之间仿佛有种默契，而它把伊芙琳排除在外。他们背着她讲笑话，他们喜欢就他们俩人在一起——星期四到普拉扎吃午餐；到那些放着摇摆乐，灯光闪烁的妇女时装用品商店去购物；到詹姆斯影院去看电影；晚上到戴利的旦德里昂去吃汉堡包。 　　伊芙琳妒嫉乔伊与纳特的亲密关系。但既然她对此毫无办法，既然她不想去冒风险使女儿与她更疏远，她也就不去管它了。她只是从心理学家的哲理中寻求慰藉。他们说，乔伊是刚刚进入一个生理期，所有的孩子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1964年，鲍姆夫妇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塔克特岛上幸福街买了一幢房子。这一方面是因为纳特想要个避暑的地方，另一方面是因为乔伊的好朋友的家里也在这岛上有一幢房子。 　　买下这幢豪华的别墅对他们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说鲍姆夫妇都是相当富有的。纳特每年可以从艾尔法公司赚取八万美元的收入。而且在六十年代哄抬价格的市场上，他还是个精明的商人。伊芙琳从她父亲留给她的财产中所获的收入，每年又给他们增添了二万五千美元。 　　“钱是用来挥霍的。”纳特说 　　他们的确是挥霍了。他们买下了一幢十八世纪的豪华住宅，对需要给住宅装设管道、供电、给室内外全部彻底翻新毫不介意。 　　伊芙琳两个夏天和乔伊同住在附近米克街一问祖来的房子里，她监督，指挥着幸福街上那栋房子的装修工作。纳特每个周未来到南塔克特来。即使飞机场上空大雾笼罩，航班破取消了，他也会开车一直到沃兹霍勒，从那乘船回来。 　　经历了所有的坎坷，跌宕，生活同1946年伊芙琳当新娘时梦想的一模一样，她度过的岁月，是从使她知道困难总皂暂时的，而生活的真正根基，她的丈夫、她的孩子是永远存在的。他们将保护她，使她有依靠，给她以舒适和满足。 　　六十年代在幸福中度过。直到1970年，当纳特开始谈起五十大寿，谈起卖掉艾尔法，谈起要到波利西亚岛上去时，这一切都开始崩溃了。 　　1970年是肯特州的爱情年，又是纳特·鲍姆的五十岁生日。纳特生日是7月12日，伊芙琳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筹划一个煞费苦心、出人意料的生日晚会。她在码头边的养虾池里买了龙虾，用她自己种植园采摘的绿色叶片做成蛋黄酱，为吃龙虾时用。她定了两只烤小牛。她从每天早上停在大街商业中心前面的大卡车上，买了新鲜的西红柿、大葱、黄瓜、莴苣。在那个地方堆满了从岛中部汽车农场运来的产品。她还订做了一个咖啡夹心生日蛋糕。订了加冰块香摈酒。她把酒柜里装满了威士忌、芹酒、伏特加、柠檬汁、酸橙、苏打水、奎宁水。她还买了十几只盛在彩色玻璃罩的生日蜡烛，准备放在花园里，或者一旦下雨，放在有顶棚的门廊里。她又买了几十盆天竺葵和几株翠菊、雏菊花来欢迎纳特回来过这盛大的周未。 　　她向坎塔克特岛上的所有的朋友发出了邀请——那些来自纽约或波士顿，在岛上有避署别墅的人；岛上的画家或是画展主办人；纳特在低地华盛顿街船坞里的朋友，在那个坞里纳特有一条用来捕鱼的小船；她还邀请了纳特的律师、他最好的朋友维克多·海顿，他和他的妻子弗兰西内从纽约乘飞机来这里过周未。 　　当伊芙琳做着这些准备的时候，她意识到今年是纳特的五十岁生日，而明年六月将是他们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她想，在相接的两个夏季里庆祝两个重大的事件是令人高兴的。 　　伊芙琳让每个人、包括乔伊在内都发誓保守秘密。她规定直到星期六晚上，客人们开始到达之前，不能让纳特知道一点生日晚会的事。当然，伊芙琳知道纳特会有所期待，因为整整一年，他一直谈论他的五十岁生日。 　　“这个五十大寿，真使我恐惧。”他总是说，“老了，我老了。” 　　“你不象。”伊芙琳说。他是不象。他那一头浓密的、深棕色头发没有一点稀疏和衰退的迹象。他留着时髦的长鬓脚，他穿的衣服都是从圣·劳伦服装店买来的富有青春活力的运动装，他在那里花了一大笔钱。他一点肚子也没有，也不过胖——他那五英尺十寸一百五十磅的身材行动起来如同年轻人一样轻松自如。事实上，伊芙琳想，纳特从没有现在这么有魅力。“你越老越潇洒。”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变老，而且变得更潇洒了。” 　　“我已经变老了，别向我说那些废话。” 　　“亲爱的，我不是那个意思……” 　　类似这样的的谈话在以前六个月中有过许多次。而且它们都是以纳特承认他当然不会真的被到达五十岁所烦恼而告终。他只是开开玩笑。 　　“毕竟，最好的人才能到五十岁。”他说，然后他们一起大笑起来。 　　十一日，星期五的下午，伊芙琳开车去机场接三点三十分的飞机。纳待在夏季星期五总是早早离开办公室。戴尔塔航班总是或早或晚点到达。伊芙琳站在把乘客与简易机场隔开的铁栏杆外的阳光下，她望着旅客走下飞机、穿过小飞机场。她见到一些每个星期五下午都能看到的熟悉的男人面孔，这些人的妻子、儿女，都在坎塔克特避暑，而他们在城里工作，周未回来同家人团聚。伊芙琳同他们打着招呼。她几乎认识他们所有的人，即使叫不出名字。而且他们中许多人都被邀请去参加纳特的生日晚会。通常纳特是第一个走下飞机一他喜欢坐在前面。可这一次，她没看到他。有时候，他晚到拉瓜地亚机场，就不得不在飞机后面找个座位。 　　更多的旅客走下了舷梯，他似乎是拎着旅行包，外交用的公文包，或是网球拍，她看着地面工作人员从飞机行李仓卸下了自行车、手提箱和高尔夫球袋。 　　最后，旅客下完了，尽管伊芙琳肯定纳特会随时出现在舷梯顶上，可他还是没有出现。显然，他错过了这次班机。 　　这个周未有点奇怪，伊芙琳想。他没想想，纳特有个会没完，或者是一个工作午餐比平时拖的时间长。她开车回到家，问丽迪亚，鲍姆先生是否来过电话。女佣说没有。 　　伊芙琳便给纳特办公室打电话，她同他的女秘书通了话。她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秘书经常换，纳特说雇到一个好秘书不大可能。不是他解雇了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离开了。现在的女秘书说纳特先生十二点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还没有回来。 　　“他的公文包还在吗？”纳特总是把公文包带回坎塔克特——但他从没打开过它。这是一个好长时间的家庭笑话。 　　“它还在这。”秘书说。 　　“谢谢你。”伊芙琳说，“他回来，请让他给我回话。” 　　伊芙琳挂上电话，有点迷惑不解，但她并不焦急。她本能地拨了他们那套公寓的电话。也许纳特回去拿他忘记的什么东西——一件运动前克衫，或者是那台他总炽带在身上，却又总忘记的价格贵重的短波收音机。伊芙琳拨了212，然后转他们纽约的号码，她听电话铃响了八次，正想挂上，突然有人拿起电话。 　　“喂？” 　　没有回答。 　　“纳特吗？” 　　默然无声。 　　接着是电话被轻轻挂上的声音。 　　现在伊芙琳开始焦急了。假设房子里的是个窃贼呢？不，不会的。一个窃贼不会去接电话的。那么是他吗？伊芙琳竭力想把记忆中的那些可怕的詹民斯·威利谋杀犯驱赶出去，她们被称作是职业女谋杀犯。而且她们碰巧就住在离伊芙琳家不远的一栋豪华楼房里。就伊芙琳所知，他们的公寓应该是空着的。清洁女工每天早晨过来为纳特整理房间，但是现在已经是四点钟了——她一点钟就离开。而纳特是唯一还有房子钥匙的人，那么一定是纳特，不对吗？只是纳特不会拿起电话，然后又挂上。这讲不通。 　　伊芙琳又给楼里打电话。阿莱克，那个善良的，有点傻的看门人接了电话。他告诉伊芙琳，鲍姆先生之点钟回来后，还没有下来。 　　伊芙琳坐在幸福街那座别墅大厅里电话机旁的温莎椅子里，透过玻璃窗向外望着，她弄不明白。冰箱里装了龙虾和香槟酒，房间里摆满了鲜花，她心中充满了期待。显然，纳特被堵塞在他们纽约的公寓里，与外界隔断了联系。 　　他没有真的被五十大寿扰乱。 　　难道他是真的？ 　　显而易见，他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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