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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那时候我们经常使用一个叫“Sonny Boy”的小小卡通人物来做广告。这个卡通人物的名字叫“阿诚”，是由日本《朝日新闻》报的漫画家创造的。假索尼的巧克力商人也开始使用相似的卡通人物。看到这种东西在大百货商店里出售，使我感到恶心和生气。我们把冒名顶替的骗子带上了法庭，并请了许多知名人士，例如演艺明星、报界记者和评论家，来证实他们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危害。有一个证人说，他看到SONY牌的巧克力后以为索尼公司现在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因为它要靠卖巧克力来维持生活，而不再搞电子高技术。还有一位证人说，她对索尼公司有印象，它是一个真正的技术型的公司，所以它的巧克力肯定是一种合成物。我们担心，如果让这种巧克力继续充滞市场，它将会把人们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完全毁掉。 　　我一直认为商标就是企业的生命，必须全力加以保护。商标和公司的名称并不是耍小聪明，它们代表着责任和对产品质量的保证。如果谁要想随便利用别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信誉和能力，这跟偷盗并没有什么两样。尽管有人盗用我们的名称，我们却并不为此而沾沾自喜。 　　在日本打官司是要花很长时间的，这件案子拖了四年，还是我们赢了。在日本的历史上，法院第一次使用了不正当竞争法、而不是专利或商标注册法，来为我们申张正义。巧克力制造商是注册了名称，但却是在我们的名称变得深入人心之后。为了证明这个名称是可以公开使用的，他们的律师曾经到全国各大图书馆去查过，想找出这个名称属于公用范畴的证据，但他们肯定大吃一惊。结果他们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无论哪本字典里也找不到SONY这个单词。我们料定他们会发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自己很久以前就已经这样做过。这个名称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属于我们。 　　在公司35周年庆典上，我们觉得应该修改一下我们的商标了。服装、产品设计，实际上每一件东西的风格和时髦都在不断地变化，所以我们也想，要不要把我们名称的字母风格也改变一下呢？我们主办了一个国际大赛，收到了几百种建议，同时也收到了很多经销商的请求，希望不要改。对所有的意见加以仔细斟酌之后，我们决定还是不做任何修改。SONY看起来仍然不错，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正如人们常说的，对于远远没有坏的东西，何必要去修呢？ 　　第九章 　　虽然我们的公司还很小，但是我们认为日本是一个很大的、有潜在活力的市场，日本的工业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日本的公司必须出口产品才能生存下去。我们除了人的能力之外没有其它自然资源，日本别无出路。所以我们很自然地盯着国外市场。另一方面，随着生意日益兴旺，很明显，如果不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就不可能把公司办成井深和我当初所设想的那样。我们要改变日本货质量差的形象，而且我们推断，如果要想出售质量好的高档产品，就必须有一个宽裕的市场，也就是要找一个富有的、高品味的国家。今天，日本99%的家庭都有彩色电视机，98%的家庭有电冰箱和洗衣机，磁带录音机和立体声音响系统的普及率在60%和70%之间。但是在1958年，也就是我们生产出袋装式晶体管收音机之后的那一年，只有1%的日本人家里有电视，5%有洗衣机，千分之二有电冰箱。可喜的是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日本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两位数的国民经济总产值(GNP)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给消费支出带来了很大的促进。很多人说，日本真正的战后时期是从1955年开始的，正好在那一年我们向日本市场投入了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国家的GNP迅猛增长，增长率为10．8%。日本的家庭需要每一种商品，而且那时的存款利率很高，我记得曾超过20%，所以人们买得起。由于国内市场的大好势头和迅速增长，再加上潜在的国际市场，我们的世界开始露出光明。 　　作为一家新公司，我们必须在日本的市场上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原来的老公司正在恢复生产，打出人们早已熟悉的牌子。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名牌。我们为此而推出新的产品，甚至还为它们编造了一些新名词，例如“Tapecorder”[英语中tape(磁带)与recorder(录音机)两个单词的拼接——译者]，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创新也有不好的一面。当我们把第一台磁带录音机投入市场的时候，它在日本还不为人知。当然我们不能将“磁带录音机(tape recorder)”一词注册为已有，我们只好提出“Tapecorder”。因为市场上只有我们的产品，Tapecorder这个名字几乎一夜之间就变得家喻户晓了。后来，当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开始制造磁带录音机时，人们把所有厂家产的磁带录音机都叫作“Tapecorder”，这种现象是否值得庆贺，实在令人怀疑。从那以后，我们特意强调，在我们的产品上显著地标明公司名称，尽管我们仍然给一些产品创造新名字，像Walkman[英语中walk(步行)和man(人)两个单词的拼接，是SONY公司随身听放音机的名称，在中国也常被人叫作“步行者”——译者]就是一例，这样一来，商标名称，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就都很清楚了。 　　尽管五十年代后期日本正在逐渐富裕起来，我们还是很难筹措资金，必须依靠朋友和通过朋友的介绍，才找得到可能投资的人。在这方面，我们幸亏有个顾问委员会，他们起着真正的重要作用。他们会为我们引见我们自己无法找到的潜在投资者。1953年至1959年，该委员会的主席是万代顺四郎，他是三井银行的前任董事长，其他顾问中包括井深的岳父前田多门，他是前任内阁大臣；田岛道治，他担任过宫内厅长官；松谷轮，他曾在摄影化学实验室雇用过井深，那时井深是第一次出来做事；当然，还有我的父亲盛田久左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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