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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度过了第一个充满新鲜空气和活力的夏天之后，两个儿子从缅因州回来。他们注意到纽约的第一件事，也是他们发出抱怨的第一件事，是这座城市中排出废气的气味和烟雾。学校开学了，圣伯纳德学校的其他学生怀着好奇心接受了这两个新同学。他们艰难地称呼新同学的名字。英夫记得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叫他“High-dee”(与日语中英夫二字的读音相近——译者)。后来在英国的住读学校中他们又叫他Joe，这是Tojo的简称，很明显这是班上同学听说过的唯一的日本名字。昌夫还记得，他用有限的英语单词上法语课时所感受到的沮丧。他正在试着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却又要用他刚开始懂一点的第二语言去学第三语言。 　　良子的英语刚开始时非常糟糕，但是她下定决心使用它，她学英语，听英语，而且很快就交了一些朋友。当我出差在外，如果她在公司没有重要的事要办时，她就带孩子们去卡特斯基滑雪，或者到纽约市郊去看望朋友。周末如果我在纽约，有时我们出外野餐，良子开车，我把地图放在双膝上，像一个导航员。她对招待来宾也很内行，举办午餐会和鸡尾酒会她只要一个日本的帮手，她是我们带来的女佣。当我们住在纽约时，我们曾一次在家中招待过四百名客人，良子精于此道，我们回日本后她写了一本书，叫《我对家庭礼宾的看法》，这本书畅销一时，家里有外国客人来访或者要去外国人家里作客的人把这本书视为参考书，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现在日本人仍然很少在家里举行招待活动，当然那些有侨居海外经历、房子住得比平均水平宽敞的人现在经常在家招待外国客人。 　　良子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美国客商和其他一些人的妻子经常邀请她去赴午宴，而我们当时在纽约只有一个翻译，还是个男的，良子觉得带他去参加妇女们举行的午宴不太合适。另外在日本，男人们从来不带妻子参加外面的业务娱乐活动，在其它的场合，当两对或者更多的夫妻同时出席时，丈夫总是和妻子坐在一起。但是按西方的礼仪，男主人会让女贵宾坐在他的右边，经常离她的丈夫较远，所以良子真正地感受到了语言交流上的压力。 　　在她的书中，良子谈到，她这样一个没出过什么远门、又不太会说英语的日本人，在纽约的社交聚会中发现法国和西班牙的妇女的英语也不比她好，她感到增添了不少的勇气。她还写了很多的实际经验。例如，她劝告日本妇女不要在不恰当的场合穿和服：“举行社交聚会是为了能让客人们心平气和地享用一顿美餐和相互交谈。当每个人都穿着同类的服装，就会加强和谐的气氛，如果哪怕只有一个人穿着明显的华丽衣服，就会使其他的每个人都感到不舒服，结果整个聚会就会缺乏温馨之情。”她学会了怎样用优雅而又简洁的方式来款待客人，怎样使客人感到轻松愉快。在日本，她意识到有些外国客人担心，可能会遇到吃日本餐，那就必须使用筷子，尽管我们家住的是很现代化的西式房子。如果有这样的客人，而我们要举行鸡尾酒会时，她总是早早地就把餐厅的门打开，这样客人就可以看到餐桌上放的是西式银餐具。她有一份到我们家来过的客人的名单，上面写着他们什么时候来过，喜欢什么。例如，在她的名单中注明了男中音歌手底斯卡乌只喜欢简单的烤肉；钢琴家安德鲁．瓦茨的母亲不喜欢吃鱼，指挥家列奥纳多．伯恩斯坦喜欢吃寿司和生鱼片等等。 　　她开朗的性格使与她相处的美国人很高兴，但有时却使一些日本人感到为难，这有点像我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过于坦诚直言。在纽约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时装设计师，叫宫本一清，有一天他告诉我，良子和他的另一个朋友，时装编辑戴安娜．弗莉兰大吵了一架，他感到很难堪。但过了不久戴安娜就打来电话找阿良(大家都这么叫她)。那么吵架是怎么回事？其实根本没有吵架，只是有些意见不和，这在西方人中间是很自然的事，而大部分日本人却尽量避免这样。由于日语本身的特性和结构，用日语很难吵架，事实上日语中用十分间接和非对抗的方式来表达意思，它强制你彬彬有礼，除非你有意粗鲁。大部分日本人在听到西方式的争论时，都很容易对这样的交流做出过分的反应。 　　良子对时装一直很感兴趣，通过她在纽约交的朋友，她把时装的信息带回日本。她用我们生产的最新录像机U-Matic采访了不少的时装设计师，例如比尔．布拉斯，奥斯卡．德拉仁塔，贝利．爱利斯和其他人，并录下了他们的时装。我们搬回日本后，她在电视里办了一个时装展示节目，这个节目延续了十年，她经常到国外的时装中心去，再把采访的信息带回来，把新的想法介绍给日本，那时日本的时装还落在时代的后面，不像今天这样，已经成为时装界的领导者。 　　我们原来打算在纽约住两年的，但是这个计划却由于我父亲出乎意料的去世而缩短了。他虽然免去了我在战后承担家业的责任，但我仍然是长子，现在我成了盛田家的户主，也成了家产的主人，所以我必须回东京去。我当即离开了纽约，良子在一天以内清理了公寓，赶到维诺那培训营把孩子们带回纽约，打点好所有的杂物，先将包裹发出，然后在一周内赶回了日本。孩子们不愿意离开培训营或者美国，他们说，他们刚开始感受到乐趣，并且也感到像在家里一样了。孩子们回日本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后来我们又为他们在国外找了学校，英夫和昌夫去英国，直子去瑞士。 　　家里有人去世会使你回顾自己的生活并考虑家庭的未来。在考虑到孩子们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战后日本的教育系统缺乏纪律。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教师失去了原来的威严，也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社会地位。左翼教师工会和来自父母教师协会的压力使得教学质量大大下降，为了应付考试的学习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机械的背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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