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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当我上中学的时候，纪律是非常严的，这包括对身体和脑力两个方面的训练。冬天我们的教室里很冷，甚至没有加热器，但是却不允许学生穿更多的衣服。在海军里我也受过艰苦的训练，虽然我只需要在新兵军营中接受四个月的训练，我们每天早上吃早饭之前必须跑很长一段距离。当时我的身体并不强壮，但是在那样艰苦的训练中，我发现我也并不是很弱的，对自我能力的认识使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脑力训练方面的纪律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被迫动脑筋，那就会变成懒得动脑筋，最后也就不会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潜力。 　　当我在国外旅行时，我意识到在英国还有一些这种传统的学校。大部分美国学校在我看来都太自由了。我自己曾经为学习英语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而且我认识到将来由于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通信工具不断的改善，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学会讲英语，学会在严格的自律下工作。 　　从十一年前当我第一次到美国和欧洲去旅行时，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离开美国去欧洲时，我还不太敢讲英语，但是当我来到欧洲大陆时，发现很多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旅行者也不会讲当地的语言，因此使我壮起胆子开始讲一点英语。我在火车上遇到很多人，他们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他们的英语甚至比我懂得的还要少，我感觉到由于都不会讲当地语言，例如说德语，使我们处在同样的困境中。 　　就这样，我用起了初中时学的英语，还有一点我知道的德语和法语，结果发现居然也能与人交流。突然车上的一群旅行者发现大家有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都说英语，而我的英语又非常初浅，但还是可以被人听懂，被人接受。从欧洲回到纽约以后，我开始对人说英语，这使得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我在去欧洲之前办完了晶体管许可证的交易，当时我请了一位日本朋友来当我的翻译，他看到我说英语也感到很惊奇。在离开美国之前，在所有的谈判中我对他只说日语。现在，只过了一个月，我居然可以说英语了！他想了一下，认为我在一个月内，在欧洲的非英语国家里学会了讲英语。我对他解释说，实际上只是一个获得自信的问题，而欧洲之行给了我这种自信。 　　我在寻找学校的期间，我的很多英国朋友对我谈起过大西洋学院的预科学校，我原来打算把大儿子英夫送到那里去，但是他已超龄一年。孩子们从美国回来之后，我们决定让他们再在日本上一年学，为的是扎实地学到一些基本知识，例如日语和历史等。 　　我和我的妻子在英国花了很长时间为英夫找学校，当时他还在读高中二年级。良子对此事非常认真，她和一位朋友转遍了英国各地。这位朋友是我们在伦敦的一位负责人的妻子，叫波木绿，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日本电视上的名人，她是日语版的儿童节目“轻松小屋”的第一任女主持人。 　　在英国找学校时，我们请了波木绿和她的丈夫波木胜和我们同行。当时我们正在开发使用Chromatron显像管的彩色电视机，“轻松小屋”又是日本电视上白天播出的唯一彩色节目。那几天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只要有人一喊：“喂，十点钟了！”我们就会冲进实验室去看试验样机的工作情况。得到一种真正的、天然的颜色，特别是肌肤的色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很仔细地检查屏幕上的颜色。我对波木夫人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认真研究过，所以我对她丈夫开玩笑说，可能我看他太太比他都贴近，至少当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是这样。 　　我想良子和阿绿在英国至少参观过十几所学校后才找到了要找的学校，那是一所两年制的寄宿学校，只有五十名学生。英夫发现这所学校很困难，但还是适应了，他在第二年时被命名为“孩子头”。他获得了A和O级水平，有两所英国的大学愿意接受他。但是由于他在欧洲历史和文学方面较弱，他们让他学理科，英夫自己却并不愿意，他说：“我不想与父亲竞争。”他对经济学更感兴趣。 　　昌夫曾经开玩笑说，他是被强行送到大西洋学院去的。学院的院长，海军上将霍尔当时正在日本访问，他对我说他正在筹集资金。昌夫那天正好不上学，他到办公室来看我。霍尔将军也在那里，他与昌夫谈话，当场考了一下他，就表示可以录取了。昌夫至今仍然说：“我是上了圈套。” 　　大西洋学院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在一个小庄园的城堡里，城堡中有一百五十间房间。学院的地点在威尔士格拉莫干郡南部的圣多纳茨，离卡第夫大约五十英里。城堡建于十一世纪，城堡的主人不断地加以扩建。1934年，美国出版大王威廉．兰多福．哈斯特买下了城堡，又加修了网球场和游泳池。哈斯特的情人、电影女演员玛莉．达维丝曾经说过，她和W．R．(她对威廉．兰多福的称呼)很少到城堡来，如果他们要来时，五十名威尔士歌手头戴绸缎制成的高帽子，身穿带花边的衣服，列队站在草地上向他们唱欢迎曲。1938年哈斯特打算把城堡卖掉，但是英国陆军征用了城堡，用作战时军官训练营。1960年一位有钱的捐赠者买下了城堡，并把它送给了学校。昌夫在那里过了两年，毕业后进了美国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英夫回到日本来上大学。有一段时间我曾考虑在巴西开一个畜牧场，英夫想管理这个畜牧场，所以他转到达维斯的加州大学，在那里学了两年的农业经济，然后再回到日本，并从亚细亚大学毕业。其实我后来也并没有买畜牧场。 　　直子的学习经历比两个儿子更加复杂。刚开始的时候她说她不想上大学，这是受了一些我的影响，因为我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学历无用论》，是对日本商界过份强调学历的一种反对。我在自己的公司里创造了一种不考虑学历的政策，一个新雇员到公司来后，人们不会仅凭他的学历来判断他，而是要看他的实际能力、具体表现和内在潜力。这主要是因为在日本对于上什么牌子的大学强调得太过份了。 　　直子在高中时学习法语，我们为她在瑞士的洛桑找了一所高级研修学校。虽然她在学业上很成功(作为优秀的排球和垒球运动员，她还得过奖。)，但她觉得瑞士人讲的法语不是她想学的纯正巴黎口音，所以我们又把她送到巴黎去，她在那里住了一年，学会了巴黎口音。英语是下一个，她来到华盛顿，进了乔治敦的语言学习班，昌夫也曾在那里学习过。她后来还到洛杉矶去学习过时装设计。当直子回来时她已经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直子走的时候还是个害羞的小姑娘，她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浑身充满了欢乐、活力和自信。她和她的丈夫，一位京都陶瓷公司的销售工程师最近已经从加利福尼亚回到了东京。 　　我也从孩子们的教育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主要是懂得了这一点，把他们置身于其它的文化中，才使得出身于岛国的他们了解到自己是日本人，在世界上是个少数民族。他们学会了珍惜自己的日本民族性，同时也懂得了必须适应于世界，除此之外没有其它途径。良子曾经说过，有一点很重要，应该知道所谓的外国人并不是笼统的概念，他们每一个人都不相同，有着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背景。我们在国外的短期旅行开阔了盛田家的眼界，我们无论走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会感到很自在，但是日本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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