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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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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解释一下。” 达罗沙那悲哀的眼睛更加下垂了。 “他的头痛病是他灵魂的痛苦在他脑袋里作祟罢了。我只是让他恢复信心，给了他些石灰水般的糖浆而已。我采取的最有效的治疗措施是帮他找到了一个差事。” “那么这是种心理原因造成的身体失调了。” 达罗沙身子僵硬了一下：“这些是隐秘的事。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医生，”丹尼尔说，“如果海亚伯的心理构造上有什么使他倾向于干出反社会行为的因素，那你就很有必要对我说明了。” “他的确是个闷闷不乐的人，”达罗沙说，“经常受到压抑。但他决不会做出犯罪的事来。没有什么能让你感兴趣的事。” “他经常感到受压抑吗？” “不经常这样。大约每个月一至两次。” “每次要持续多长时间？” “两到三天。” 达罗沙不耐烦地举起双手。 “我不该谈论这个，但是如果这能使事情简单一些，我会告诉你。他的病已经发展到了产生不清晰痛感的阶段——是因心理原因引起的病症一一—他头疼，变得根虚弱，然后就上床睡觉。他没有进攻性，没有反社会的行为。现在如果你能允许的话，我必须得走了。” 达罗沙的脸部紧绷着，毫无表情。丹尼尔知道他再问什么都没用了，就记下了他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为占用了他的时间而表示了感谢，结束了这次面谈。 当他一个人呆在大厅里的时候，他想了一会关于齐亚·海亚伯的事。正想得出神时，布尔德温回来了。 “除了佩吉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在餐厅里，”美国人说，“他们说既没看到也没听到任何事。” “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丹尼尔问。 “就是你对我说的那些话。附近发生了一起罪案。他们没人知道什么能对你有所帮助的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必要和他们谈谈。” “随你的便。” 餐厅是雅致的蓝色长方形房间，放有六张圆桌，其中五张是空的。天花板为白色，边上镶有棕色的花板条。法国式的门通向外面的天并，可以让几十只鸽子下来啄食。隔着玻璃也能听见它们的“咕咕”声。每张桌子旁都放着一圈折叠椅，桌面上铺着蓝绿色的桌布。便携式收音机中传出阿拉伯音乐来。餐厅中央的一张长桌子上摆有盛在碟子里的糕点和水果，杯子里也倒好了桔子汁。轮车上的俄式黄铜茶壶“咝咝”地冒出咖啡味的蒸汽，齐亚·海亚伯就站在旁边，面色严肃，工作服外面又系上了一条白围裙，正把一只茶杯端在茶壶嘴下面。 布尔德温把丹尼尔带到一张靠窗的桌子旁，另外两名医生和那名瑞士护士凯瑟琳·豪塞正坐在那里一起吃早饭。布尔德温介绍双方认识以后，就和他们一起坐下来。他的屁股还没坐到椅子上，海亚伯就迅速过来服侍他，在他的盘子里装上了椰枣和苹果，把冒着热气的咖啡倒进他杯子里，每做完一件事都要顺从地鞠一躬。 没有人说请丹尼尔坐下的话，于是他就一直站着。三双眼睛都盯着他。他必须和他们每个人分别谈话；而打断了他们的非正式聚会使他觉得自己像个人侵者。他首先选择了凯瑟琳·豪塞，把她远远地带到餐厅另一头的桌子旁，替她端着她的咖啡，然后放在她面前。 她谢了谢他，笑了一下。这是个丰满的上了点年纪的女人，穿着一件看不出款式和颜色的罩衫，灰头发，蓝眼睛，羊皮纸一样的皮肤，就像他在锡安圣母院的女修道院中见到的老修女一样。当他注视她的时候，她的脸颊上升起两小片红晕。她看上去友好而合作，但她肯定地说自己什么也没听到、没看到。她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一桩刑事案件，他微笑着说，并陪她走回她的桌子旁。 看到加拿大人卡特，丹尼尔会把他当成每年夏天步行穿过耶路撒冷的北欧旅行者。他虎背熊腰，长着一头卷曲的金发，灰色的小眼睛，一脸姜黄色胡须。三十出头，戴着老式的圆形金边眼镜。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和他身上其他部分一样不修边幅。他的白大褂皱巴巴的，里面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衬衣和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他说话很慢，深思熟虑一般，仿佛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他对罪案表现出了一般性的好奇，丹尼尔只笼统地回答了一句，接着问：“你和达罗沙医生一起参加学术讨论会了吧？” “没错。” “后来你又为病人看病了吗？” “没有，”卡特说，“沃利一个人回医院，不轮我值班，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东耶路撤冷吃了晚饭。在达拉斯餐馆。”他笑着又补充说，“里脊牛排，土豆片，三瓶啤酒。”说完又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吗，卡特医生？” 卡特摇摇头，手指抚过他的胡须，微笑着。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在家里看的警匪片——夜里你在哪之类的对话。” “我也这么觉得。”丹尼尔边说边写。“你什么时候回到医院来的？” “肯定快到十点半了。” “你回来以后又做了些什么？” “到我的房间去，读些医学杂志；直到它们让我困得睡着为止。” “那是几点钟？” “我真的没法告诉你。那些杂志都是些很乏味的东西，所以我可能十一点就睡着了。那件罪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还没有确定。’你听到或见到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了吗？” “一点没有，对不起了。” 丹尼尔与他道了别，他便拖拖咨哲地走回他的桌子旁。以前肯定是个嬉皮士，丹尼尔想。那种不时用一点大麻的刺激使自己对生活感觉迟钝一些的人，是个梦想家。 相比之下，哈桑·阿比亚迪医生就显得有棱有角，刻板，衣冠楚楚，短小——几乎可以说是苗条——皮肤和丹尼尔一样黑，黑色的短发，上了很好的发油，胡须像一条铅笔道似的，修剪得几乎达到了建筑学的精确程度。他看上去太年轻，不像个医生，他的白大褂和优雅的服装只能更让人们觉得像小孩子在玩过家家。 “你与穆罕默德·阿比亚迪有亲戚关系吗？”丹尼尔问他。 “他是我父亲。”阿比亚迪有点疑虑地说。 “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穿警服的警察时，小偷闯进了你父亲的仓库，偷走了一批新运来的西瓜和南瓜。我被分去负责这件案子。”这是他最初的几次胜利之一。罪犯很快被捕了，赃物归还了失主，他为自己骄傲了好几天。 他试图以此引发亲善感，但失败了。 “我对瓜果一窍不通，”年轻医生冷冷地说，“十年前我住在美国。” “美国的什么地方？” “密歇根州的底特律。” “汽车城？” 阿比亚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你在底特律学医吗？” “是的。” “在哪儿？” “韦恩州立大学。” “你什么时候回到以色列的？” “两年前我回到了巴勒斯坦。” “你就一直在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工作吗？” “是的。” “你的专长是什么？” “家庭医学。” “你参加哈达萨的学术讨论会了吗？” 阿比亚迪的脸绷紧了，气得几乎发抖：“你是知道答案的，警察。为什么要玩游戏？” 丹尼尔平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一遍又一遍地问同样的问题，”阿比亚迪说，“只要出了点什么事，你们就来骚扰我们。” “你以前被警方骚扰过吗？阿比亚迪医生？” “你懂我的意思。”年轻的阿拉伯人厉声说。他看看表，手指在桌子上敲起来。“我有事要做，要去看病人。” “说到‘看’，昨晚你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了吗？” “不，没有。这恐怕是我对你所有问题的回答了。” “今天大清早的时候呢？” “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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