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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哎呀，我跟您瞎扯了这么多，明天一早我还要飞行呢。”他把一句话讲了一半就截住了，“您也听累了吧？现在就睡吧。” 　　“喂，那奥丽雅究竟怎么样了呢？她是如何回答您的呢！”我询问道。接着我想改变这个话题，“不过这个问题对您也许是不愉快的，那就请您别回答好了。” 　　“没有的事，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微笑了一下，“我和她都是大怪人。原来，一切她都知道了，我的朋友安德烈·捷葛加连科当时就给她写了信——起初是讲到我的惨祸，继而讲到我截断双脚的事。但是她看到我不知为什么隐瞒着，想我一定是很难受，不愿意说，所以她也一直装出仿佛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是莫名其妙地互相欺骗着。您要看看她吗？” 　　他把那盏简陋的小油灯的灯芯抢大了一些后，就把它移到相片跟前。照片放在那个用有机玻璃制成的奇特的像框里，挂在床头上方。摄影爱好者拍的那一张几乎退了色，磨损光了，要很费劲才能看出是一个女孩子：她坐在夏天草地的花丛里，无忧无虑地微笑着。另一张照片同样是这个姑娘的，她穿着技师中尉制服，面孔瘦削严肃，富有智慧，神情专注。她个子瘦小，军人打扮给人感觉她是一个长得很出色的半大男孩子。不过这个“未成人的少年”的眼神带些倦意，不像一般少年那样明亮锐利。 　　“您喜欢她吗？” 　　“非常喜欢。”我由衷地答道。 　　“我也是。”他善意地微笑着说。 　　“那么斯特鲁契柯夫呢？他眼下在哪儿？” 　　“不知道。他从大卢卡寄出的最后一封信，我是冬天收到的。” 　　“而这个坦克手呢？……怎么称呼他？……” 　　“葛里沙·葛沃兹捷夫吗？他目前是少校了。他参加了著名的普罗霍洛夫卡会战，尔后参加了坦克突破战，那是在库尔斯克弧形地战役中。我们一直在一起作战，但始终没有见过面。他眼下在一个坦克团当团长。最近他不知为什么不写信来了。哦，那没关系的，只要我们活着，总会有见面的机会的。而我们又为什么不活呢？好啦，睡吧，睡吧，已经是早晨了。” 　　他吹灭了那盏简单的小油灯。窑洞里变得晦暗，但是它却被黎明不太清晰的亮光冲淡了。蚊子开始嗡嗡地叫起来，这大概是这可爱的林间住所里唯一的美中不足。 　　“我特别渴望把您的故事写出来，刊登在《真理报》上。” 　　“那有什么呢，您就写好了。”飞行员没有特别热忱地应允了。大约一分钟后，他又用发困的嗓音补充道：“或许不值得写吧，这种文章要是落到了戈培尔手里，那他就会大肆渲染，说什么，俄罗斯那边在用没脚的人打仗，等等，这是法西斯匪徒惯用的伎俩。” 　　转眼间，他就呼呼大睡了，而我怎么也睡不着。意想不到的自白，以其纯朴与崇高震撼了我。如果这自叙的主人公本人不就在旁边睡觉，如果他那布满了一层露珠的假脚没有倒在地上并在乳白色的晨曦中清晰可见，那么这一切就好像是一篇优美的童话故事。 　　……此后我再也没有碰见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但是，无论战事把我扔到哪儿，我都随身带着那两本练习本——那里面有我在奥廖尔城下所记录的有关这个飞行员的奇特经历。在战争中，在战斗间歇的日子里，以及后来我在解放了的欧洲各国奔波的时候，我不知有多少次要动手写一篇关于他的特写，但是每一次都搁置了下来，因为我所能写出的仿佛只是他整个生活经历中的一个暗淡的影子。 　　有一次，在纽伦堡，我曾出席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会。当时，对赫尔曼·戈林的审讯工作就要结束了。这时，苏联方面的公诉人所提出的问题，把“德国第二号纳粹”逼得紧靠墙壁。他在大量罪证面前哆嗦了，用不情愿的声音勉强地对法官陈述说，以前百战百胜的法西斯大军在我国广袤的疆域上打战时是怎样在红军的重创下肢解、崩溃的。戈林一边为自己洗刷罪行，一边抬起那双没有生气的眼睛，向高空望去，说道：“这真是天意。” 　　“你是否承认，你们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结果也使德国遭到毁灭，犯下了滔天大罪？”苏联公诉人罗曼·鲁坚科问戈林。 　　“这不是犯罪，而是命中注定的过失。”戈林愁眉苦脸地低下眼睛，闷声闷气地说：“我只能承认我们的行为太轻率了，因为只有在战争的进程中才能弄清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况且有许多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最主要的错误是：我们不知道也不理解苏维埃俄罗斯人。他们过去是一个谜，现在仍然是个谜。任何一个出色的间谍机关都无法揭示出苏联真正的军事潜力。我讲的不是大炮、飞机和坦克的数目，这个我们大体了解了。我讲的也不是工业力量和工业动员力。我说的是人。在外国人看来，俄罗斯始终是一个谜，连拿破仑也没有搞清楚这个谜，我们只是重犯了拿破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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