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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〇
“让我说下去。把你和你的孩子都拖累在里面，真使我受不了。我决没有——” 　　“埃伦，是我自己这样做的。现在别再重提了。别这样。我忍受不了。”除了孩子使劲吃奶的声音以外，屋里一片长时间的沉默。杰斯特罗一口一口地呷着雪利酒，用垂头丧气的表情朝他的侄女望了一眼：“亲爱的，也许我该打一个电话给大使馆，问一问是不是在计划搞外交人员的专车。” 　　“要是你能把电话打通的话，倒是一个好主意。要不然我们就亲自走一趟。” 　　“我正在这样打算，”杰斯特罗说，“试试吧。”他打了电话，但是大使馆的线路忙碌不堪。他又倒了些雪利酒，慢慢地讲着话，间或咳嗽一两声。“一个历史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会歪曲一个人对现在的看法。我似乎是把望远镜倒过来去观察当前的形势。那些人物看来渺小而滑稽。那些事件看来那么琐碎，那么重复，那么平凡！我想，我能很好地了解过去，我对将来也看得清楚。只是对于现在我却这样糊涂。亲爱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资源可以使他们坚持。中欧的这所华丽而破烂的军国主义疯人院将会倒塌。俄国和美国是可畏的，这两个国家会把纳粹主义夹在中间压碎。唯一的问题只不过是时间来得多快罢了。好吧，我该穿衣服了。” 　　“是的，埃伦，快穿吧。” 　　“让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丽不耐烦地站起身来，把孩子抱到卧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对于这个爱唠叨的、自负的、胡思乱想的老头儿，她已经没有什么敬爱，他的趾高气扬的挖苦话和顽固得闭眼不顾事实的乐观主义，已经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这个危境，尽管说到底还是她自己要负主要的责任——她常常回过头来这样想。 　　亨利·娜塔丽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自我的探索。她在什么情况下干了这种不幸的蠢事呢？在回来的时候吗？在跟拜伦结婚的时候吗？没有搭德国飞机离开苏黎世吗？没有跟赫布·罗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吗？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处。尽管她表面上那么聪敏，归根到底她却愚蠢透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她没有真正的身分。她的一生象是在空中飘荡的蒲公英的绒毛。她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标志除了惹起麻烦之外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的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异教的非犹太的知识分子。她跟一个基督徒结了婚，没有怎么考虑两个人在出身背景的冲突；他年轻，缺乏学识，又使她多一层烦恼。这一连串多么奇怪、偶然、不连贯的遭遇却创造了这个在她怀里沉睡的蓝眼睛小生物！ 　　过去几星期，娜塔丽夜里开始做梦，仿佛上述一连串遭遇都不曾发生过。在这些梦中，时间倒流回去，有时候回到巴黎，有时候回到大学，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长岛的儿童时代。她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摆脱了梦魇般的现实生活，心中充满了宽慰和快乐；但是当她醒来发现梦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实的方面时，一种冷酷而消沉的忧伤便接踵而至。不过至少这个孩子是属于真实方面的。 　　孩子成为她生命的寄托了。在这一时刻，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胸口的这只温暖的小嘴：活泼、甜蜜而且异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馆的房间里，在罗马，在欧洲——全是肮脏的、危险的、不可靠的而且渐渐暗下去的视野。外交人员的专车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孩子睡着的时候，娜塔丽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准备到大使馆去。 　　“喂，亲爱的，你看来很漂亮。”起居室里，埃伦现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着索尔家在他六十二岁生日送给他的一件蓝色短斗篷，穿着他的一套最好的深色衣服，系着一个很大的领结。他还在喝雪利酒。 　　“无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套倒霉的衣服烧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伦以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神态，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向她挥了挥，兴高采烈地笑起来。“真了不起，你还保持着你的幽默感。”他说，虽然娜塔丽相当严肃。“坐下，亲爱的。别再踱来踱去了。” 　　“我们不到大使馆去了吗？”她坐在一张躺椅的扶手上。 　　“告诉我，娜塔丽，你看见过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吗？” 　　“那个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员吗？没有。” 　　他乜斜着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这是在傍晚将尽，他喝下过多的白兰地时往往出现的。“不过，我想有一个晚上我们大家在一道吃过饭。” 　　“我想大概有过。路易斯病了。” 　　“啊，不错。我现在想起来了。嗐，恩里科一会儿就要开车来把我们带到威尼斯广场去。他认识所有的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在新闻记者席听墨索里尼演说。” 　　“什么？我的天，我不愿把孩子带到法西斯暴徒那里去！那怎么——” 　　杰斯特罗举起手来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行字，同时继续跟她讲话。“喂，亲爱的，这是看得见的历史。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递给她的那张便条上写着：要是宣布战争，他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大使馆去。就是这个打算。我们不呆在旅馆，在这里我们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写了一句：“为什么你信得过他？”他们不敢肯定他们的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但是有时候他们写便条来对话，作为预防措施。 　　杰斯特罗向她眨了眨眼，把眼镜取下，用一块手帕擦了擦。这是娜塔丽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谈阔论的一种不自觉的信号。他轻轻地说：“娜塔丽，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些年来你也许很机警。告诉你，我讲的完全是真话。” 　　埃伦往往在喝白兰地或者雪利酒的时候发表一些古怪的言论，但他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种离奇的话。娜塔丽被他弄糊涂了，耸一耸肩膀说：“我该怎么说呢？你是认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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