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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

　　我们上面谈的是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现在，我们还要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种特殊影响，也就是说，它常常使军队离开主要道路和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当临时发生和很快就消失的微小利益成为行动的动机时，国家的总的方针对作战的影响就会减弱。因此我们看到，军队往往开到从战争的重大而又简单的需要来说决不应该开去的地方，因而，战争过程中的个别情况的改变和变化在这里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得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有所不同，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在这几次战局中，雎然联军的进攻意图比过去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局都强烈得多，但是同一个措施没有采用过两次。

　　我们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指出了军事行动的几种手段，以及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性，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在前面也已经较详细地谈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不同的手段能不能提出概括整体的原则、规则和方法？我们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那么从变化无常的一些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具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端的性质的整体来说，除依靠经验以外，我们认为几乎是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的。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不仅简单得多，而且也更合乎自然，这种战争更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它更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规定它的形式和法则。而对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要作到这一点却困难得多。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形成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标洛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如果用到战区防御上，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和没有用处的。但是作为单纯的形式，这两个基本原则在这里应该是最有用的，因为行动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对结果有影响的其他因素占优势。但是，我们看到，它们只不过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它们决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手段和当时条件的特点必然具有打破一般原则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道恩元Ｕ巾的特点是善于作宽正面的配置和慎重地选择阵地，那么腓特烈大帝的特点则是经常集中主力，紧紧接近敌人，以便见机行动。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仅产生于他们的军队的素质，而且也产生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面负责的统帅更容易见机行事。在这里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批判者没有权利认为，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作风和方法有高低之分，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从属关系。这些不同的作风和方法都是平等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断定它们的使用价值。

　　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十一列举由于军队、国家和各种情况的特点可能产生的这些不同作风和方法。关于它们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一般地谈过了。

　　因此，我们承认在本章中无法提出原则、规则和方法来，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具体场合，我们几乎都碰到一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往往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从这一方面研究历史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在没有体系和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用熟练的判断和从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认识这一真理，历史在这一方面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公式，但是，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却给判断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想再重复和明确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使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这里所举出的一切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只是在双方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能应用它们。如果超出这个领域之外，就有另一个较高的法则起支配作用，那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世界。统帅决不可忘记这一点，决不可怀着自以为是的信念，把狭窄领域内的东西看成是绝对的。统帅决不可把他在这里所使用的手段看作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不要在自己已经担心这些手段不适用时还使用它们。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好象不可能产生上述那种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是这样，因为在那里事物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明显的。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为了使观念明确、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时只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作为对象，但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所以受上述极端的观点支配的程度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同极端对立的方式接近的程度。

　　因此，一般说来，首要的问题是统帅能够预先断定敌人是否企图采取较大的、较坚决的措施，他有无力量用这种措施战胜我们。只要敌人有一点这样做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放弃只能避免小的不利的小措施，就只好通过自愿的牺牲改善自己的态势，准备迎接较大的决战。换句话说：统帅首先应该正确地估计情况，并根据这个估计采取行动。

　　为了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更明确地说明这些观念，我们想概略地谈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情况估计得不正确而行动的实例，也就是说，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按敌人不坚决行动的情况采取措施的。我们先从1757年战局的开始谈起，从当时奥地利军队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估计到腓特烈大帝会如此坚决地发动进攻。当卡尔·亚历山大已经陷入必须率领军队投降的险境时，皮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却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这就说明，他们对情况，完全了解错了。

　　1758年，法国不仅完全受了策芬修道院协定的迷惑(这个事实不属于我们论述的范围) ，而且两个月后，对自己的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也判断错了，结果丧失了威悉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全部土地。至于1759年腓特烈大帝在马克森，以及1760年在兰德斯胡特，由于不相信敌人会采取那样坚决的措施而对敌情完全判断错误的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了。

　　在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1792年在估计敌情方面所犯的更大的错误了。人们原来认为利用少量的援军就可以结束一次内战，结果却受到政治热情发生根本变化的法国人民的巨大压力。我们所以把这个错误称为严重的错误，是因为这个错误后来导致了严重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当时很容易避免这个错误。至于在军事上，那就不能否认，以后几年连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794年的战局。在这次战局中，联军不仅完全没有认识到敌人进攻的强烈性，因而使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法，而且从普奥两国政治上的不一致和愚蠢地放弃比利时和荷兰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很少估计到来势凶猛的巨流的威力。1796年，在蒙特诺特、洛迪和其他地方进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证明，奥军在如何对付拿破仑这个人的问题上知道得太少。1800年，梅拉斯将军遭到惨败，这并不是法军突然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他对这一袭击可能产生的后果估计错了。

　　1805年，乌耳姆作为徒具科学形式、但力量极为薄弱的战略纽带的最后一端来说，它可以阻挡道思或拉西那样的统帅，但不能阻挡拿破仑这个革命皇帝。

　　1806年，普鲁士曾处在犹豫不决和混乱状态中，这是陈腐的、狭隘的、无用的观点和措施同一些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感觉混杂在一起的结果。假如普鲁士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和充分的估价，那么它怎么会把三万人留在普鲁士国内，准备在威斯特伐利亚另开一个战区呢？怎么会决定以吕歇尔军和魏马军进行小规模攻击取得某种成果呢1597又怎么会在会议的最后时刻还讨论仓库的危险和某些地区的损失等问题呢？甚至在最大的1812年战局中，在开始时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由于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不正确的行动的情况。在维尔那的大本营里有一批有名望的人物，他们坚持要在边境附近举行会战，其目的是使敌人不受惩罚就不能进入俄国领土。这些人很清楚地知道，这次会战可能失败，或者说一定要失败，他们在当时虽然不知道前来进攻八万俄军的是三十万法军，但敌人在兵力上一定拥有巨大优势是知道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对这—会战的价值估计不当。他们认为，即使这一会战失败，也不过是同其他败仗一样，仅仅是一次败仗而已。其实，人们有充分根据可以肯定，在边境附近进行的这一主要决战如果遭到失败，是会带来一系列其他后果的。甚至德里萨营垒的利用，也是一个完全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的措施。假使俄军想固守这个营垒，就会四面遭到攻击而完全陷于孤立，法军就有办法迫使俄军放下武器。这个营垒的构筑者并没有考虑到要对付力量这样大和意图这样坚决的敌人。

　　然而，甚至是拿破仑，有时也会作出错误的估计。1813年停战以后，他认为派几个军就可以阻止布留赫尔和瑞典王储所率领的联军的次要部分，他认为自己的这几个军，虽然不足以进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却可以促使对方象在过去的战争中常见的一样谨慎小心而不敢冒然行动。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刻骨的仇恨和逼近的危险在布留赫尔和标洛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拿破仑对于老布留赫尔的敢作敢为精神总是估计不足的，在来比锡，从拿破仑手中夺去胜利的正是布留赫尔，在郎城，拿破仑所以没有被布留赫尔彻底击溃，只是因为出现了完全在拿破仑估计之外的情况。在滑铁卢，拿破仑终于苎受到致命的雷击一样，由于这个估计不足的错误而受到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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