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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二十四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亲爱的朋友，不到两个月，你就嫁给了一个备受艰辛的可怜虫，又对他担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你根本体会不到在心灵深处搬演的那出叫做爱情的戏，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转瞬间一切可以变成悲剧，一个眼色，一个轻率的回答，都足以导致死亡。我对费利普作了最后的考验，这次考验非常可怕，但却是决定性的。我很想知道，我是否仍然被他所爱；“仍然”是保王党人所用的一个伟大而至高无上的字眼①，那么，天主教徒为什么不能使用它呢？我和他漫步在花园尽头的菩提树下，度过了整整一个夜晚。我发现，他思想上甚至没有一点怀疑的影子。第二天，他对我爱得更深，和前一天晚上同样忠贞、崇高、纯洁；他并没有乘机捞取任何便宜。啊！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西班牙佬，一个不折不扣的阿邦塞拉热。我站在阳台的阴影处向他伸出手去，他爬上墙头，过来吻我的手；他差一点摔得粉身碎骨；那么，有多少年轻人会干出这样的事呢？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基督徒们为了升天，再大的磨难也经受得住。前天晚上，我将可敬的父亲请到一边，他即将出使西班牙宫廷，充当我国的大使。我笑眯眯地对他说：“先生，少数几个朋友认为，您要把自己的宝贝女儿阿尔芒德嫁给一位大使的侄子。那位大使早就希望攀上这样一门亲事，很久以来就恳求您的女儿嫁过去。为此，他要用自己身后的巨大财富和高官显爵确保婚约的签订，并立即给予一对新人十万利勿尔的年收入，还承认未来的侄媳有八十万法郎的奁产。您的女儿暗暗哭泣，但只能屈从于您那不可违背的父道尊严。有些爱讲坏话的人声称，在您女儿的眼泪后面，隐藏着一个谋求私利和野心勃勃的灵魂。今晚我们要上歌剧院，坐在贵人们的包厢里看戏。届时，玛居梅男爵先生将会去我们的包厢的。” 　　①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波旁王室幼支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上台，拥护波旁长系的正统派对新政权不满，但说：“王上仍然万岁。”作者在此处套用的就是这句话，但他把年月记错了，路易丝这封信写于一八二四年，当时七月革命尚未爆发。 　　“他因此不舒服了吗？”父亲笑嘻嘻地问我，那神气几乎把我看成一位大使夫人了。 　　“您把克拉丽莎·哈洛当作费加罗①了！”我向他瞟了一眼，眼睛里充满轻蔑和嘲弄的神情。“当您发现我的右手脱下了手套，您就来揭穿上述那种荒谬的传闻，公开声明那是对您的侮辱。” 　　①费加罗，博马舍（１７３２—１７９９）的戏剧《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主人公，以聪明、机智、诡计多端着称。 　　“我可以对你的前途感到安心了：你没有女孩儿的头脑，正如贞德没有女人的感情。你会幸福的，你谁也不会爱，而要别人来爱你！” 　　一听此话，我放声大笑。 　　“你笑什么，我的小妖精？”他问。 　　“我可是为国家的利益感到担心呀……” 　　我见他脑子还转不过弯来，就加了一句： 　　“在马德里呀！” 　　“你能相信吗，这小修女回家才一年，竟捉弄起自己的父亲来啦。”他对公爵夫人说。 　　“阿尔芒德对什么都满不在乎。”母亲一面接话，一面朝我看看。 　　“您指的是什么？”我问她。 　　“譬如说，你连夜里的潮气也不怕，它会让你得风湿病的。”她一面回答，一面又瞟了我一眼。 　　“不过，上午那段时间可太热了！”我反唇相讥。 　　公爵夫人垂下了眼帘。 　　“是该把她嫁出去了，”父奈说，“我希望能在我动身之前把这件事办妥。” 　　“好吧，只要您愿意这样做。”我简单地回答。 　　两小时以后，母亲和我，还有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和德·埃斯巴夫人，已经坐到了包厢的前沿，看起来就象四朵鲜艳的玫瑰。我挑了一个边上的座位，使观众只能看到我的一个肩膀。这样，我可以看到别人而不被别人发现，因为剧场从顶端开始分成两个斜面，这个宽敞的包厢就占去了整整一面，隐藏在大柱之间。玛居梅来了。他并不就座，而是举着双筒望远镜不时向我观望。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一位年轻人走进我们的包厢。他就是亨利·德·玛赛伯爵，此人生就一张女人的俏脸，我管他叫“花花太岁”。伯爵在包厢里露面，带着讥讽的眼神，嘴角含笑，满面春风。他依次和我母亲、埃斯巴侯爵夫人、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和德·卡那利先生寒暄了一番，然后对我说： 　　“为某件大事来向您道喜，不知道我算不算捷足先登；通过这件事，您就要获得一件梦寐以求的东西了。” 　　“噢！您说的是婚姻大事吧！”我回答，“难道刚离开修道院寄宿学校的年轻姑娘会对您说，人们经常议论的那类婚事，她永远不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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