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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小说人生(4)



  《书剑恩仇录》1955年开始以每日一篇的速度连载,刚刚开始连载的时候,并未特别受人关注。这也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特征:开局往往平平,之后大幅铺叙,渐入佳境,读者如入宝山,愈入愈奇,愈入愈妙,兴致既起,长盛不衰。一个多月后,《新晚报》洛阳纸贵,妇孺皆闻。在《书剑恩仇录》的读者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又有普通工人,既有八十老妪,也有总角小童。在南洋一带,《书剑恩仇录》甚至被用作说书和广播的题材。金梁并称,一时瑜亮。

  这一年,金庸三十一岁。

  《书剑恩仇录》的连载,从1955年一直延续到1956年,在这期间,金庸又被调回《大公报》编报纸副刊。《书剑恩仇录》走红之后,武侠小说家“金庸”名声鹊起,多家报社都向他约稿,1956年,金庸开始为《商报》撰写他的第二部长篇武侠小说《碧血剑》。

  武侠小说的诞生,与商业完全联系在一起,有许多地方不能避免,例如情节走某些套路,迎合读者的口味需要,以及报纸连载造成的急就章的草率等。但是金庸此后,对待每部重要作品,都力求做到部部有突破,本本有创新,实属难能可贵。虽然《书剑恩仇录》一举走红,他却不愿因循老路,而一直试图探索出新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手段。不断创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后能获得如许大的成功,与他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在《碧血剑》中,金庸运用了倒叙、插叙等诸多手段,塑造了两个“不出场主角”。虽然贯穿全书的人物是袁承志、温青青这对情侣,但是,如他所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一个青史名将,一个虚构奇人,是他这部书中着力表现的人物。

  《书剑》走的是野史传奇的路子,《碧血剑》中,金庸却开始试图在“正史”与“武侠”的结合上做一个突破。写袁崇焕,完全是用正史的笔法,将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定;而写金蛇郎君,则完全是一个武侠奇人,身负绝世武功和深仇大恨,并与仇人之女发展出一段凄美的恋情,这则完全是武侠传奇中的浪漫故事了。

  从结果来看,无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焕来得成功。金庸在历史创作方面未能如愿,深有憾焉,1975年修订《碧血剑》时,犹补写《袁崇焕评传》附在小说之后。史传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说,但是《碧血剑》却展示了金庸真正把历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说故事之中,在虚构人物的一人一身之爱憎之后,隐藏着一时一代之兴亡。从《碧血剑》开始,才真正体现金庸引历史入武侠的大手笔与大气魄。修改之后,历史感尤为厚重。

  当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侠小说家百剑堂主,既都写武侠小说,又是同事,平时来往甚多,于是在香港武侠小说界有“文坛三剑客”之称。《大公报》一位编辑便出了一个主意,开辟一个专栏《三剑楼随笔》,请他们合写一些散文随笔性质的文字在报上发表,轮流刊载。

  于是《三剑楼随笔》于1956年10月开始,在《大公报》副刊上刊载,每日一篇。

  关于这个专栏的性质与定位,金庸曾在他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与小说》中做了这样的阐述:“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如他所言,金庸在这个专栏里信笔挥毫,无拘无束,看似东拉西扯,其中却蕴涵着他对人生对世事的观察与思考。在轻松潇洒的文字背后,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华。

  《三剑楼随笔》刊载三个多月后即停止,后来另有结集出版。后来梁金二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各开宗派,而百剑堂主则转行写政论,三人分道扬镳。但他们联手创作这桩往事,不但留下了许多质量相当高的随笔,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桩佳话。

  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国内“反右”运动的开展,《大公报》身为左派报纸,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思想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对于一生都“以多受拘束为苦”,始终重视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压力渐渐使他难以忍受。这个时候,他依靠写武侠小说和影评散文等的稿费,经济条件已经相当优越,在报纸内部的工作成绩也获得肯定,但是他始终感到与这样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于是,他选择了辞职之路。由于之前有剧本创作和撰写影评的经验,他便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担任编辑。这是1957年。

  这段时间内他仍沿用“林欢”的笔名,创作了《三恋》、《不要离开我》、《有女怀春》、《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另外,他与程步高联手执导了由陈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怀春》,和胡小峰合导了由夏梦、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抢亲》,都相当卖座。

  而金庸传说中一段相当浪漫的情史,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据金庸当年在电影公司的同事回忆,他曾爱上一位美丽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睐,则说法不一。传说,这位美丽的女明星,便是当年“长城”的一号当家花旦夏梦。而后来金庸创办《明报》后,为夏梦所写的报道和评论,似乎有意无意地印证了这一点。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金庸之后的小说中的美丽女主人公,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身上,都可看到夏梦的影子。

  情由心生,本是无可确证的事,但是在这些美丽的女性身上,却的确反映了金庸对于理想女性的倾慕,假若他果真有过全心倾慕的女子,将对于所爱的理想投射于笔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黄蓉,容貌出众,聪颖灵动,具有丰富的性格魅力,被誉为金庸笔下众美之首,或许,也得益于这段朦朦胧胧,不为人知的感情。

  虽然以电影编剧为职业,但在这段时间内,金庸的创作重心仍在武侠小说上。一方面,这种创作给他带来相当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试锋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觉到了创作的愉悦和兴奋,因此,《碧血剑》刚刚完稿,他又立刻为《新晚报》开始写另一部武侠小说《雪山飞狐》。

  不停地在创作实践中寻找创新突破,是金庸作为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他成为一代武侠宗师的重要原因。这一次,他把在《碧血剑》中通过人物语言的倒叙和插叙手法发挥到极至,并借鉴了《天方夜谭》中的一个故事由许多人说出的方法,与芥川龙之介小说《密林中》和黑泽明据之改编的电影《罗生门》的表现手法有同工之妙,整个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补全,而每个人又由于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对故事作有不同的阐述,产生相互矛盾悖离之处。这样,一方面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曲折摇曳,一方面每个讲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与故事中人的关系、感情,也在讲述过程中栩栩而现。这部作品表现风格深受西方文学和电影的影响,可说是金庸小说中结构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个被人传诵多年的“开放性”结尾——主人公胡斐迫于误会,不得不与父亲好友、爱人之父苗人凤决战,最后一刀,砍则杀死对方,不砍则自己送命,在这个节骨眼上,金庸竟此搁笔,留下无限空间任读者想象——一时间整个香港都在议论:“胡斐那一刀,究竟砍还是不砍?”而金庸本人对此的说法是:“写到最后,胡斐的矛盾,就变成了我的矛盾,同时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这两人如何了断恩怨情仇,连我也决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无法知道……”对于之前之后写过无数的痛苦矛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说法多少是个托辞。假如他想要给胡苗一人一个了断,无论是悲是喜,都应当会是一个读者能够接受的结局。但是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写法,似乎要告诉读者,人生中总有无数次可能面临两难而又不得不抉择的困境,这个时刻,能做选择权的只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临的问题,更是“我”与“他人”的孰轻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凤的命运留给了读者,也就给了读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余地。

  这个时刻,大家或许还都没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为新武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诞生了。

  它的名字是《射雕英雄传》。

  “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然渡河。”正当读者们还在为《雪山飞狐》的魅力倾倒之时,金庸在他的“三板斧”之后, 隆重祭出了他的力作——《射雕英雄传》。

  这部书以南宋抗金、蒙古兴起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气势恢弘的江湖世界,“历史”与“传奇”完美结合,拥有最生动精彩的一对主角——郭靖与黄蓉,他们的个性的差异与互补始终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话题;拥有最丰富鲜明的江湖人物群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为武林高手代名词和之后武侠小说竞相效仿的对象,甚至被加以再创造,发展出他们各自的历史和恩怨;甚至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铁木真等,也栩栩如生。金庸后来写的许多作品,技巧有过于它,但是,在“创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射雕英雄传》应当是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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