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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一年，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以“全世界读者最多的小说家”的评价，授予他文学博士称号。
1993年3月，金庸再次到北京，与江泽民会谈，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给金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归来写有长文《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他在大陆的见闻，以及他关于大陆和香港未来的思考。这年4月l日，金庸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之职，改任名誉主席。从此，金庸完全退出了《明报》。
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同返乡。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归童年平静安适的生活，而是开始人生中的冒险与开拓。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到了杭州，到《东南日报》找到一份担任外勤记者的工作，金庸数十年报人生涯，从此开始。
他接下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但是，金庸并不以在这个小城市的一名新闻记者为满足，而更希望去上海发展。依然怀抱外交官之梦，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辞职前往上海，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但是，政局混乱，无论是学法或从政，希望都变得非常渺茫，学校许多学生，未曾修满便不得不提前毕业，金庸也不得不为未来另做打算。此时，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而应聘者多至三千人，竞争率至于1000∶1.经过笔试和面试，金庸最终脱颖而出。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金庸“身无半文走香江”的传奇。
后来的许多传记，都把这件事当作金庸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金庸扎根在香港的土地上，开始他身为报业巨子和通俗武侠小说家的传奇生涯——当时局势动荡，这两支笔只有在香港这一片相对平静独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显身手。
不过他被派往香港，这件事相当偶然：据说当时报社预备派去的是另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当时刚刚结婚，不愿远离，才由金庸临时代往。联想到大陆此后数十年间风云变幻，连金庸自己也不免感叹，当年若他留在上海，命运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满了这样的转变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终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种闲适态度，回想议论过往的种种机缘，而当时的困窘尴尬，数十年后看来，也成为平添趣味的逸事。
据说当时他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身无一文，顿时失色。幸而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借了他十块港币，才使金庸渡过难关。四十五年后功成回望，当年困窘已不复存，而代之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的志得意满之心。然而当时，香港尚非后来光彩闪耀的“东方明珠”，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与上海相比甚至给金庸“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他也只把香港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中转站，尚无在此长期扎根，开基立业的目标。对于涉足政界，成为能够周游天下，舌战列国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强烈的向往。当时他在《大公报》做的是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版的工作，业余翻译他所深深崇拜的汤因比博士的著作《历史研究》。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外交学知识与法律知识，在报纸上撰写社评，分析论证时局时事。1949年11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余人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而国共双方即就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而金庸根据他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归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此后，金庸在中外各地游山玩水，饱览世界风光。此外，则读佛经，听音乐，下围棋。
随着金庸小说风行于世，学术界也受到了震动，开始重新估定金庸小说，乃至通俗小说整体的价值。叶洪生先生写于1992年夏的《“偷天换日”的是与非——比较金庸新、旧版〈射雕英雄传〉》中便提到，“近年来在有心人士的推动下，港、台两地甚至大陆，又掀起了所谓'金学研究热'”，语虽含贬，事实难避。
1994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隆重出版《金庸作品集》。
就在这一年的8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教授组织策划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把金庸列为20世纪小说大师之一，名列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列第四，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而之前声望卓著的茅盾，竟然未曾入选。顿时，在文化界乃至新闻界，都掀起轩然大波，在报纸“金庸取代茅盾”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下，一时众说纷纭。在《中国青年报》为此专发的消息中，引用王一川的话说：“文坛长期不谈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雅俗共赏。”时年他三十五岁，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声音中，要求重估金庸地位的，大多是一些不满四十岁的大学教授、副教授或博士。在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由于好奇和兴趣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金庸小说，并为其艺术魅力所感染。这不仅仅是对金庸一人的评判变化，也是历代以来对于文学的评估标准、价值测定既有规则的反思和颠覆。
在讨论中，金庸小说在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扩大。同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在授予仪式上，金庸为北大师生作了关于中国历史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严家炎先生在仪式上作了题为《一场静悄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称：“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金庸开始进入正统文学史的时候，争论也就随之而起。正当一批学者惊喜于文学史学作品中的新血，认为金庸作品为“沟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意义的时候，另一批坚持传统文化立场的文化界人士则站出来反对，宣布“拒绝金庸”。
首发炮弹是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鄢烈山的一篇文章《拒绝金庸》。在这篇文章中，对于金庸和武侠小说最强烈的批评，就在于“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他认为，武侠强调虚幻的个人力量，不符合历史真实，又鼓吹反社会意识，与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相悖，武侠小说是“精神鸦片”。
这篇文章并非无懈可击，但是却触及了武侠的根本存在价值问题：武侠作品中的武侠，到底是作为什么而存在？是“成年人的童话”，还是使人陷入梦幻的精神鸦片？或者说，这仍然是金庸曾经回答过的问题：武侠小说要不要为它的教育功能负责？文学需不需要规定基本倾向和立场？文学的“社会意义”是否仅仅依靠它的现实意义来判断？消遣文学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等等。
针对这篇文章，严家炎写了《答“拒绝金庸”——兼论金庸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对《拒绝金庸》的逻辑进行了反驳，另有童志刚在《今日名流》上发表《且慢拒绝金庸》，针对鄢文中说他拒绝读金庸作品的行为，建议鄢先生先去读完金庸作品和金学研究著作后再来发表高见。
沸沸扬扬的争论过后，随着学者呼叫，通俗文学越来越受关注，在文学史中占的分量越来越大。“雅”、“俗”的对立统一，也成为许多文学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而金庸作为当代通俗文学作品的成熟代表，自然被作为典型受到最高的关注。
1998年，在美国召开了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评点者为大陆多位金庸研究专家。同年，金庸被聘任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随着“金庸热”的升温和网络的普及，世纪末终于爆发了一次涉及社会各文化层次的大论战。这场论战的起源，是著名的“痞子作家”王朔的一篇《我看金庸》。
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冲击力，是在它语气的“骂”上，并提了“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称为四大俗”。而在基本论点上，实际并未超出鄢烈山的指责。但是由于王朔的名气大大超过鄢烈山，曾经也影响过一代青年，而网络的推广使大家自由、迅速地发表和交流意见成为了可能，因此，此文一出，立刻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两边的支持者在新浪上的“金庸客栈”和“王朔个人聊天室”中，发贴争论，硝烟滚滚。其中，许多金迷由于感到自己心爱的作者作品被侮辱谩骂，感情受到伤害，因此非常愤怒，乃至口出粗言鄙语，种种有之。王朔这篇文章本身并非是严肃的学术探讨，因此这场论争主要发生在读者之中，意气成分较重。这也可以看出，通俗小说的地位提高，不但改变了通俗文学的命运，而且也使从通俗文学出发，没有强大学术基础和文化背景，只是单纯抒发身为读者的感受的“通俗评论”，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声音。
金庸本人对此的反应，却显得比较平静，接受采访时只是泛言“王朔先生与我不会有个人恩怨，我的小说既然是文艺作品，总会有人说好，有人说差。我非常欢迎有人批评我的小说”。随后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短文《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意思相近。
与本文同时刊出的，还有著名金庸研究家陈墨先生的文章《金庸小说长盛不衰值得研究》，对王朔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数天后，在《中华读书报》上刊登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袁良骏的《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指出传统武侠小说五大弊病，在肯定金庸小说比起旧武侠的四点进步后，笔锋一转，抨击金庸小说从根本上，仍然没有脱离旧武侠的局限，仍然是一种陈腐落后的作品。
对于金庸小说的论争，由此扩大到学术界内。随后，严家炎先声撰文捍卫金庸小说的价值，而袁良骏先生则再撰文反击。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网友也参与了讨论，对论争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对于金庸小说的争论，还会长期一直延续下去。
有趣的是，对于金庸的批评，基本是对武侠小说的“整体意义”作评价，而为金庸小说正名，则重在强调金庸小说“个体”的艺术价值。随着“金学研究”的越来越深入，许多学者对于金庸的态度，也由当年的惊喜开始向反思转化，金庸小说和武侠小说到底应该被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而金庸之外的武侠作家，如古龙、温瑞安等，又应该被如何评判，金庸的创作是不是真的“超越于一般武侠小说”，是不是真的代表了“打通雅俗”的可能，而支持武侠的一方是支持“武侠小说”的生存发展，还是仅仅将“金氏武侠”送上文学史的高位，看来还是一个有无穷开拓领域的话题。
200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金庸现在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并于2002年5月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如今，他已经招收了他的第一批博士生，并且在访谈中，透露出写一部中国通史的计划。随着央视投拍的由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播映，金庸再次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而重新修改他作品的计划，则又引发了读者的大规模争议。看来，“隐”亦不易，年过八十的金庸，依然畅游于名与利、文与商、个人与公众、政治与艺术之间，而诸多是非功过，也只能留待后来人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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