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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赏析(4)



  康熙熟知韦小宝的性格本事,料想他决不致轻易为匪人所害,何况又寻不见尸首,此后不断派人明查暗访,迄无结果。
  后世史家记述康熙六次下江南,主旨在视察黄河河工。但为什么他以前从来不到江南,韦小宝一失踪,当年就下江南?巡视河工,何须直到杭州?何以每次均在扬州停留甚久?又何以每次均派大批御前侍卫前往扬州各处妓院、赌场、茶馆、酒店查问韦小宝其人?查问不得要领,何以郁郁不乐?后人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为御前侍卫,曾为韦小宝的部属,后被康熙派为苏州织造,命其长驻江南繁华之地,就近寻访韦小宝云。

  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见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似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选自《鹿鼎记》第五十回《鹗立云端原矫矫,鸿飞天外又冥冥》一、小宝的眼泪《鹿鼎记》1969年10月至1972年9月连载于《明报》,将近三年。这是金庸先生最长的一部作品。孔庆东先生在《空山疯语》中提到:“这里蕴涵了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其深度或不及《阿Q正传》,而广度则有过之。从文化价值上看,韦小宝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里仅次于阿Q的典型形象。”这种评价是十分精当的。或者说,就整部小说来看,它的文学价值绝不比鲁迅的《阿Q正传》逊色。

  “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国民劣根性的代名词,它的基本症状在小说主人公韦小宝身上都能找到最集中的体现。如:自轻自贱,自大自夸,化丑为美,麻木健忘,欺软怕硬,忌讳缺点,把失败幻想成胜利,在精神胜利中逃避失败的痛苦,却不思改变失败的现实。如被别人打的时候,就同阿Q一样,自认为是“儿子打老子”,以此来获得畸形心理的满足等等。这些具体的例子就不列举了。

  作为韦小宝来讲,出身于市井烟花柳巷,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也没有武功,专会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见风使舵,却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甚至取得令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都为之眼红的成绩——娶了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而那些所谓的英雄豪杰却无法施展其胸怀抱负,还想依靠他来完成自己的事业。这里,包含了深刻的历史寓意。一方面,小说通过韦小宝的视角,洞察出了宫廷的本质:一个大的豪华的妓院。这里,有着罪恶的交易与最阴险的手腕,还有最淫荡的黑幕。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各式各样的欲望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情可言,只有彼此利益的算计。

  上自太后、皇帝,下至太监、宫女,与妓院里的老鸨、龟公、妓女的结构关系出现了惊人的相似。这种论点无疑是作者自己对历史的想象与分析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电视剧本《大明宫词》中,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也有过这样的叙述。这种比喻,是对封建贵族们所谓的崇高、尊严与优越感最强烈的挑战与侮辱。因为,文学和历史的事实上,像韦小宝和张易之此类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的人也不是少数。有流氓称帝的,宦官面首专权的,不一而足。更不用说,在社会上靠权谋游刃有余的各色人等。一方面,韦小宝是市民社会中,中国游民最恶劣分子——流氓的典型代表。

  游民一般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江湖术士以及兵痞、盐枭、私贩,还有大量的江湖艺人以及江湖侠客、游方僧人,走江湖的说唱艺人和戏曲艺人等等。流氓作为游民中的一类,虽属少数,但他是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的阴暗一面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者。如果非说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还有光亮一面的话:那么也就是抽象化了的讲信义、重义气、锄弱扶强等。这也是韦小宝身上唯一可以称道的地方。正如,金庸先生在《后记》中写到的:“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是这样描述游民性格的:“游民与匍匐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注: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不同,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没有宗亲故旧的监督,也就不必顾及面子,更不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作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

  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而流氓在思想意识、性格特征上集中体现了游民群体对社会最具腐蚀性与破坏性的一面。其突出表现为强烈的反叛性、反社会性和无确定的价值尺度,就像鲁迅先生谈到知识分子时的“无特操”。他们以牟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核心,一切理论、口号乃至道德标榜都只是谋利的外衣,小到“揩油”占点小便宜,大到谋权篡位,或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欺诈,或赤裸裸以卑劣下流的手段巧取豪夺,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泯灭了一切道德良知和羞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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