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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满子的逻辑是：金庸武侠小说是特殊的，因此即使不看也可以批评，先读后批评的一般性规则在此并不适用。反对何满子者的逻辑是：金庸小说是特殊的，因此，对武侠小说的一般性评价在此并不适用。将何满子针对金庸小说所说的“看没看过都一样”视作大逆不道者，恰恰是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上，实行着“双重标准”，即允许自己主张有突破“一般”的“特殊”，却不允许别人也这样做。主张对金庸小说即使不读也可以表示非议和拒绝的人，其实未必完全不读，而往往只是没有全读或细读而已。试图读一读然后再说话，然而，实在读不下去，便在硬着头皮读了半本一本后，将其余的大略翻一翻，或者干脆弃之如敝屣，这种情况恐怕是很普遍的。然而，读不下去，不是表示非议和拒绝的最好理由吗？
再回到何满子关于金庸小说特性的概括上来。前面所引的何满子对金庸小说的概括，与一些深研过金庸小说者对金庸小说的概括是基本一致的。何满子是依据对作为-种类型的武侠小说的判断来概括金庸小说的特性的，深研过金庸小说的人是通过对金庸小说的具体分析来总结出金庸小说的特性的，二者竟基本一致，也说明金庸小说确实未能超出武侠小说的一般范畴。
深研过金庸武侠小说，并且将之与旧武侠小说做了比较研究，从而认为金庸小说仍未能从根本上突破武侠小说这种“类型”的，是袁良骏先生。在《再说雅俗》（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一文中，袁良骏先生首先列举了旧武侠小说的数种通病，然后充分肯定了金庸小说在人物塑造、故事结构、细节描写等方面对旧武侠小说的突破与超越。在这个前提下，袁良骏先生写道：“然而，十分遗憾的是，金庸本领再大，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武侠小说这种陈旧、落后的小说模式本身，极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使他的小说仍然无法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的痼疾，仍然无法不留下许多粗俗、低劣的败笔。”这些无法摆脱旧武侠小说痼疾的地方，表现在：（一）总体构思上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化。构思武侠小说，首先要设置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不可能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冲突的反映，不可能来源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研究和感悟，而只能凭空杜撰。最常见的当然也是最能有效地推动武侠故事向前发展的，是武林世界中不同派系的旧仇新怨。旧武侠小说是这样设置矛盾的，金庸小说也是如此。正如何满子所说，这不关乎作家才能的大小，而是武侠小说这种类型所决定的。再有才华的人，只要选择了武侠小说这种类型，就只能这样来编造故事。
（二）所虚构的武林世界仍然是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的。在这方面，金庸不仅仅是沿袭了旧武侠的传统，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旧武侠小说虽然也严重脱离现实，但往往也还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点联系，往往还有丝丝缕缕的人间烟火气。而金庸小说“在不食人间烟火方面可以说超过了古往今来一切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虽然在某些方面对旧武侠小说的毛病有所矫正，但却将脱离现实的毛病大大地发展。而脱离现实可以说是武侠小说最根本的毛病，其他一些毛病，如公式化、概念化，都与这毛病有关。
（三）金庸小说所虚构的武林世界，依然是一个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的世界。这丝毫不奇怪。既然写的是武侠小说，当然就得有打打杀杀。在这方面，变化的空间也有限，所以也不可避免地仍是用“旧招数”。“金学家”们每每强调金庸小说不只有打打杀杀，还有别的东西。然而，这打打杀杀之外的东西，其实往往不过是一种调剂。每一页都打打杀杀，也容易让读者疲劳，在两次打杀之间，来上点别的东西，可使神经得到松弛，为更好地欣赏下一场打杀做准备。有时候，写打打杀杀以外的东西，是为打杀做铺垫。总之，武侠小说就是要写打杀。人们看武侠小说，也是冲着打杀来的。金庸小说倘没有足够的打杀，绝不会有那么多读者。
（四）金庸小说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具有以假乱真的副作用。给武侠故事安上一个历史背景，也仍然是金庸从旧武侠中学来的。但金庸在“戏说历史”方面，也比前辈武侠小说家更大胆。《射雕英雄传》、《鹿鼎记》里的种种以真实历史人物点缀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一些“金迷”，尤其是一些文化不高的“金迷”，不知会从金庸小说里接受多少错误的历史知识。金庸口口声声说自己有历史癖，张嘴闭嘴都谈历史。而我从他对历史的恣意戏说，看出他并不真爱历史，并不具备史学家的修养与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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