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王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人性发展之时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他太重视讲话了,一陷进小说创作中,嘴皮子就闲不住,兼以过日子紧巴巴,不得不言语泛滥,凑字数卖钱,或者为讲话而讲话,卖弄他的无所不知。
若单就讲话而论,王朔所说的那些话,还的确是表现了独特的语言天赋,在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较自负、不服旁人。因此,当他的朋友对他说金庸小说的一大特长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种“速度感”时,王朔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能叫“速度感”(所谓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象力丰富,人物像运动场上的裁判,一出来就是满场上跑,一刻闲不住的。)呢,它们“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切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是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
进而,他批评金庸的文字,说他的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做个排字工。”对这些,我真有点疏懒下来了,觉得它们不值得我来批驳。可是不彻底批倒王朔的这些谬论,未来的作家也许会像王朔一样,误以为写文章、玩语言真的不必读书,只要在大街上转转,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来、信手胡写。
所以,我这个从不说教的人,只好硬了头皮“说教”一次,负起让王朔们极力反感的“教化民众的大任”,扯个蛋出来,并且“非要把蛋扯个大原则出来”,叫他“最恶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责难道仅在于对汉语言要有点贡献?没贡献就不行?作家贡献的大小应以他们在语言上的成绩来排定?
这样刨根追问下去,远古那些发明汉语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发明第一个字的人,就成了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于浙江,在说广东话的香港发展事业,他可能用过这两地的方言,写文章却不然。我没见过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话写作,其他人同样;去国外以后,他们当然更不会用方言写作。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话、广东话,也不是王朔所谓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继承了明清小说的精致的白话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过,他的文字是经多年努力炼出来的。
那份清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和幽默,活着的大陆文人谁与比肩?
我看难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几个,一是老舍,一是钱钟书,一是林语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为什么?
不读书嘛。
况且,语言不过是人类抒写性灵、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语言,越不需要你对它们有什么新的发明,而在于你如何将它们码得好看。在这方面王朔是过关的,金庸至少没比他做得差。
所以,仅就语言的“工具性”论金庸、王朔二者的优劣,我们说他们各有所长,但语言不只局限在工具层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达到认识、交流或娱乐之目的。
从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俨然一个在地,一个在天!
金庸是讲是非、明事理的人,博古通今,读他的书我们能够正面性地提高自身对于历史、人性、社会、文化的悟性,增强进取、奋争的信心与勇气,心头总是燃烧着一点理想的光火,它温暖我们的灵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难的人间世,活得更像个顶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给我们什么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荒原,是纷乱无序,是茫然无解,是为无聊而无聊的“幽默”、调侃,是玩“笑”丧志,是反理性、无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处身的现世环境再无其他的狭隘的小天地!
这样的天才也就成了“负面”性的!
学过数学的人全明白,二维空间的数轴分正、负两极,正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大,负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小。如果说从认识价值来看,金庸是“正极”意义上的天才的话,那么王朔就是“负极”意义上的天才,后者的天才越是充分发扬,距离人类的正确方向越远——这就是王朔们值得批评的意义所在!
当然,金庸并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发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为公共性资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认知价值,清理谬误,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评家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我也已经对他和他的作品做过了批评,发表了,同时收进自己的书里去了,这里就没必要把它们再说一次。
至于金庸小说里的“宣扬”暴力、滥杀无辜,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谁能将它们当真呢?
金庸本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告诫道:不必过于推崇武侠,武侠只是小说的一种;年轻人要严肃紧张,个人风格不能像《笑傲江湖》里的主人公令狐冲,一味追求“潇洒”,因为学生将来要服务社会。“小学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但最好不要看。因为武侠小说是浪漫派的书,不真实。小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记》。韦小宝太坏了。”
(《文学报》1999年12月。)
所以,金庸小说的阅读对象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灵上的成熟,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将这一点拿出来说,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确能迷惑许多青少年,其时他们各方面都没有成型,悟性不到,认识偏颇,性情动摇不定,可以也经常把想象的世界当成了真实的人生,去反对秩序、反抗社会,有破坏而无建设。
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女生,看过电视剧《鹿鼎记》以后,对韦小宝崇拜不已,声称自己想嫁给这个“坏蛋”。
这是受者的问题——受者的不足不能成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虑的只是作品本身,假定了读者像自己一样,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起码对于金庸来说是这样。
如果面面俱到,什么层次的阅读、观看对象都得考虑,那我们的作家,将写不出一个字!
因而,苛求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个作家,许多时候行不通。现实的实然,不可以推定做想象的当然、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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