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古龙的武侠小说，有点不习惯。如果你读到第一部恰恰是《欢乐英雄》，尤其有这种感觉。《欢乐英雄》中写的是王动、郭大路、燕七、林太平四个人的故事。
　　这是四个都有点怪的人。
　　王动是老大。郭大路初见王动，却叫他“王不动”。因为王动这个人实不符名。他懒得动，他最喜欢的就是躺在床上，连吃饭喝酒都不愿爬起来。床，几乎成了他活动的最大天地。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绝不动；他不想动的时候，谁也没法子要他动。可他不动则已，一动就很惊人，简直是动如脱兔。有一次他在片刻时间内不停地翻了三百八十二个跟头，又有一次他在两天两夜中赶了一千四百五十里路。总之，王动是个叫人捉摸不透的人。
　　郭大路的名字，倒很贴切，因为他确是一个很大路的人。“大路”是个方言词，意思是很大方、很马虎，甚至有点糊涂，无论对甚么事都不在乎。燕七，有一张很奇特的脸，大眼小嘴，笑起来有酒窝，但不笑的时候，却冷如冰霜。他有点俏皮，也有点尖刻，虽然英俊，却缺少一点男人的气概。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很漂亮的少女。林太平，一个很秀气的少年。他不大说话，却有心计，看来柔弱，其实很坚强。他的名字叫太平，但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不太平。
　　这四个怪人，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是很讲义气、很有本事的侠客。
　　四个怪人在一起，自然有一点故事的。那故事也很曲折，也很离奇，叫人一看放不下书来。但有好几个读者跑来对我说：《欢乐英雄》看不下去。原因是这部小说简直不像武侠小说。我问他们：“什么是武侠小说？”
　　年长的说： “像还珠楼主，像王度庐，像朱贞木，他们写的。” 年少的说：“如金庸，如梁羽生，如萧逸，他们写的。”
　　答案可以从书中寻到。《欢乐英雄》的故事没有时代背景，也没有完整的情节结构。粗粗一读，好像作者在闲聊，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说得好听一点，像散文，或者干脆叫它散文诗。
　　古龙居然写了一本武侠散文诗，岂不叫古龙的崇拜者大倒胃口？
　　我这样劝他们：“你不妨耐着性子读下去，一直到读完，我再和你议论这部小说的成败得失。”他们读完了，居然没来找我。后来偶然遇见，他们却说：“《欢乐英雄》写得不错。”
　　我想这个评价也不错。古龙尝试变一下手法，变一下文体，开始叫人读不下去，后来却让人家说“不错”。
　　《欢乐英雄》值得一谈。
　　我觉得，古龙在《欢乐英雄》中大量用了西洋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结构上改变了以叙事为主要手段的传统武侠小说写法。二是语言上多用短句，再配上大量的对话。三是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与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角的衔接组合。这三点，过去在武侠小说中不曾见过，自然叫读者有点吃惊了。
　　不过，任何艺术手法，都是为主题服务的，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书中人物形象服务的。《欢乐英雄》在表现人性、表现正义和表现人物精神境界方面，都不含糊。
　　中国的现代派小说，运用西洋手法可谓多矣，但没有人去责备他们，评论界反而大加赞扬。那么为什么武侠小说不可以脱胎换骨、“洋为中用”呢？古龙的“洋为中用”的借鉴手法，如果一样能抓住读者的心弦，那么他的尝试未必是一种失败。我认为《欢乐英雄》的对话确实多了一些，有几章几乎全是由对话组成，但这样的对话并不叫人讨厌，而且人物的表情、精神境界与情节的串联，竟让对话给代替了，这也算是不容易的。至于结构上，《欢乐英雄》也确实有不够严谨之处，但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尝试，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古龙为了尝试跳跃式的写法，他加大了时间的跨度；又为了表现人生闪光的哲理，用短句给予总结。
　　这样的写法有点像欧洲启蒙时期的哲理小说。但它并不是空洞的说教，那些充满闪光的警句，还叫人深思回味。不少女青年写信给我，说她们特别珍爱这样的警句。
　　《欢乐英雄》的情调也与传统武侠小说不同，它不写大悲剧，也不过多地渲染恐怖场面。作者要告诉读者的无非是一个道理：“谁说英雄是寂寞的？我们的英雄就是欢乐的。”（见《欢乐英雄》序）这无疑是一种新型的侠客形象，它有别于金庸小说中那些遭受大难大劫的悲壮人物，如乔峰，如胡斐，如杨过，如郭靖。它也有别于古龙其他几部小说的主角，如铁中棠，如萧十一郎。王动、郭大路、燕七、林太平身上多了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更多了一点乐观主义的情调。
　　悲剧历来比喜剧更感人，更耐读。大概正因如此，《欢乐英雄》叫某些读者的传统心理一时承受不了。这一点，我理解。
　　但我相信，《欢乐英雄》这类小说读多了，你也会发现武侠小说也有喜剧型的，也有西洋化的喜剧。
　　当然，我不主张古龙写的每一部武侠小说都是《欢乐英雄》式的。因为就我个人来说，也认为《欢乐英雄》只是古龙武侠小说中一部别开生面、别具风格的作品，而不是他最精采的作品。
　　这便是我要回答读过《欢乐英雄》的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