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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张爱玲孤僻，炎樱热情。这一对密友可谓相得益彰。

　　她们的共同爱好着实不少，绘画就是其中一项。在后来香港沦陷时，为了打发光阴，两人就常在一起作画，一个勾图，另一个就上色。爱玲曾给炎樱画过一幅肖像，形神毕肖，颇得人欣赏。一位俄国老师，甚至要出5美元买下来。

　　炎樱虽不是专攻绘画的，可在这方面有天赋，后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封面，两次都是她设计的，在构思上确有奇思。

　　在香港求学期间，凡是看电影、逛街、买零食，张爱玲都是与炎樱做伴。

　　炎樱的父母亲在上海，与张爱玲的母亲家相距不远。有一次放暑假，炎樱起先答应留下来陪张爱玲，但不知何故，未打招呼就回上海了。爱玲有一种被遗弃感，倒在床上哭得不可开交。

　　据张爱玲说，她平生只大哭过两回，此其一也。可见她与炎樱的友情之深。

　　炎樱发现，沉默的张爱玲，内心竟有那么多细微精致的感受。她对爱玲是怜惜的。炎樱在香港亲戚朋友多，去拜访的时候，也多拉着爱玲去，这也让爱玲看到了一些别样的人生。

　　一天，炎樱兴致勃勃，请张爱玲去看电影，爱玲照例推托。但炎樱劝说再三，说是有她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在这里，听说炎樱来香港读书，非要一见。爱玲拗不过，只得答应。

　　电影院在中环，已经很古旧，类似澳门早期的建筑，阴暗、污秽却又大而无当。相形之下，门前的街道显得狭窄而拥挤。广告牌上，是一些杂驳的电影画面。两人刚走到门口，便有一个人，向她们迎上来。

　　来的这位，是个约五十多岁的高大男子，但瘦得像个架子，穿着一件泛黄的白西装，还是一二十年前的款式。他的头发、他的肤色，都是那种很脏的白色，就像毛姆小说里流落在远东或南太平洋的白种人。只有充满了血丝的大眼睛，是麻黄色的，看得出像个印度人。

　　炎樱向他介绍了爱玲：“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她是我的同学，叫张爱玲。”

　　不料那人忽然露出非常窘迫的神色，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朝炎樱手里一塞，很不安地说了一声：“你们进去。”转身便要走。

　　炎樱连忙说：“不不，你不要走。潘那矶先生，我们去补一张票。”

　　爱玲呆在一旁，不明所以。只见那人摆了摆手，又猛地想起什么，把手中的一个纸包塞给炎樱，就走了。

　　炎樱恍然大悟，有点不好意思，笑着低声对爱玲解释道：“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

　　两人打开纸包看，原来是两块带加糖鸡蛋的煎面包，用半透明的花色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已沁出了油渍来。

　　电影厅很小，看不清楚影像，也听不大清声音。爱玲想到刚才那位先生的窘迫神情，心里不是滋味。强忍着看了一会儿，两人便都说：“走吧，不看了。”

　　坐在回学校的车上，外面有闪烁的街灯，炎樱跟爱玲讲起了那位先生的故事。

　　原来那位潘那矶先生，是个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他出生在香港，从前生意做得很大。后来倒了运，原因是认识了一位麦唐纳太太。

　　这位“麦太太”，原是广东人家的一个养女，先后三次跟人同居，最后跟的一个是苏格兰人麦唐纳，所以她自称是麦唐纳太太。

　　麦太太有一大堆女儿，她非要把大女儿宓妮嫁给潘先生。老潘那一边，对宓妮也是很中意的，但宓妮那时只有15岁，还在念书，不愿意嫁人。麦太太就骑在女儿身上打，硬逼着女儿嫁过去了。

　　这样的婚姻，当然不牢固，宓妮到22岁时，就和老潘离婚了，把他们的儿子也给带走了，不准老潘探望。老潘想念儿子，精神恍惚，从此生意就越做越亏，成了落魄的“失败者”。而宓妮却还年轻，入了洋行做事，越过越好。现在儿子也19岁了，跟着她，别人看着就像一对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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