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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从杭州返回,很快就开始办手续。1950年代初,出境审查还不像后来那么严,但也不很轻松。张爱玲回忆说,去派出所申请出境的时候,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来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

  这令她惴惴不安,好在是有惊无险。

  张爱玲说:“幸而调查得不彻底,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那青年指警察。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

  其实,有些办事员的做法只是习惯作风,未见得与政治有关。张爱玲的这个回忆,在揶揄中很显然带有强烈的倾向。

  申请获得批准后,她只带了简单的行李,甚至连小说手稿都没带,乘火车先到广州,又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在乘火车离沪时,检查行李的是一个北方来的青年干部,看样子是刚从华中干部训练班出来的。当时大概是禁止黄金外流,他对张爱玲小时候戴过的一副包金小藤镯发生了兴趣,要看看到底是否真的包金,于是用小刀去刮。

  刮了半天,终于从厚厚的包金下面露出白色来,检查人员看看张爱玲心痛的神色,便安慰似地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到深圳后,又有一番难忘的经历。

  当时,罗湖桥头的海关检查站还很简陋,只一个木制板房,附近什么也没有。

  过关的时候,她的护照使用的是一个笔名,检查证件的民兵居然把她认了出来:“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张爱玲心里一惊,生怕被扣住。

  不过,那民兵只笑笑,就放她过去了。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地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张爱玲挤在一群等待出境的人当中,靠着栅栏边,在大太阳底下暴晒。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

  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终于跨过了罗湖桥,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张爱玲百感交集!

  在此后不久她写的一篇小说《浮花浪蕊》中,有一段描写,当是来自她亲身的体验: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真是绘声绘色,刻骨铭心!

  ——她是给吓跑的。

  她不愿意被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所约束。

  她也不想今后每件作品都要套上并不适合于她的“人民装”。

  她是一个很纯粹的作家,对于写作题材上的山穷水尽十分恐惧。

  她不忍目睹“更大的破坏要来”……

  就这样,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没向任何人告别。

  当时张子静已经回到上海,在浦东乡下教书,一般很少回市区。8月份他回来了一趟,去卡尔登公寓找姐姐。

  姑姑开了门,一见是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随后便把门关上。

  张子静惘然若失,慢慢下了楼,忍不住哭了起来。

  柯灵对张爱玲的出走,也完全不知情。

  当时“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刚刚成立,夏衍自兼所长,委任柯灵为他的副手。夏衍对柯灵说,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

  1949年之后,“自由作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到后来作家若没有“单位”,那是连作品也很难发表的。夏衍已经替张爱玲想到了这一层。

  但柯灵还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张爱玲已去了香港。柯灵把消息告诉给夏衍,“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

  后来,夏衍又托人带信给张爱玲的姑姑,请张爱玲在香港可给《大公报》、《文汇报》写一点稿子,姑姑答复说“无从通知”,因而也就作罢。

  夏衍毫不掩饰对张爱玲的惜才之意,后来他调到文化部当了副部长,柯灵还曾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买了旧版的《传奇》和《流言》,给他寄到北京去。想必是夏衍仍念念在心,总要把张爱玲的书放在手边为好。

  这一年,张爱玲32岁,从此便离开故土,开始了无根的辗转流离。

  她此去,是明智,还是不幸?

  正如张爱玲自己在《十八春》里写道:“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如果张爱玲留在大陆不走,结局可想而知。

  几十年后,也有人曾说:如果张爱玲不走,经历一番磨难的话,或许可以“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也有人说,她离开上海后,文字便黯然失色,所以她离开上海绝对是个错误。

  这些见解很独特,但不免有些冷血的气息!

  历史不能假设,探究张爱玲不走会怎样,似乎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不妨看一看苏青后来的命运——

  1949年底,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这时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她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讽刺新社会”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

  这条路等于断了。那些应得的稿费,她怀疑是被熟人侵吞,托已在香港的潘柳黛代为讨要,也无结果,以致生活越发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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