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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现在的论者,对她的这次赴会,一般都是根据柯灵的回忆文章,强调张爱玲在服饰方面与广大与会者的不同。

  柯灵的描述也确实很生动:

  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

  还有的论者断定:就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她与诸人在服装上的反差,使张爱玲感到了不安,觉得自己和新社会格格不入,从而萌生了离开大陆的念头。

  这就不免有点以偏概全了。

  1950年代初,固然是中山装、列宁服风靡一时,但也仅在年轻人和干部中间流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统一了服装。张爱玲在《十八春》中就写到了年轻女子换列宁装、剪发的事,她不可能为会场里的服装倾向而感到惊诧。

  旗袍外面套白色网眼衫,固然不是当时的时髦行头,但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旗袍一直到60年代初,还是国内很多城市妇女的装束,谈不上就如何地“格格不入”。若以张爱玲40年代的装束而论,那岂不是与旧社会更加格格不入了?

  即使是在新时代里的换装,她也只有滑稽的感觉,并未见得有什么悲愤。

  她那时也能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给自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和一条裤子。她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样一套衣服: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对照记》)

  她的惊喜,是由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可以转换身份。

  年轻时奇装炫人、出够了风头的她,不会在乎鹤立鸡群的孤立,也不会在意在服装上泯然众人。对她心理上产生巨大冲击的,恐怕还是50年代初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群众运动。

  有一个说法是,1950年7~8月间,也就是开完“文代会”后,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曾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在殷允芃的《访张爱玲女士》中记载道,张爱玲说,她在写《秧歌》之前,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当是指这件事。但时间又不大对头,那时是在冬天,在乡下获得的印象,都用到《秧歌》里去了。她说:“这也是我胆子小,写的时候就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

  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

  如果参加土改是真实的,那么这几个月的生活,当是她和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经历,对她后来的人生轨迹影响应该甚大。

  但是,她的亲友们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柯灵更是在批评《秧歌》、《赤地之恋》时说,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因此,张爱玲是否参加过土改,就成了一个谜。

  可以肯定的是,她对这场运动是关注的,也听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传闻,不能不令她有所疑虑。

  1951年9月,全国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文化及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中清算剥削阶级思想残余,消除崇美恐美思想。各单位都搞人人过关。这个运动,也就是杨绛先生所写的“洗澡”运动,一直延续到次年秋季方告结束。

  在此期间,文化界还掀起过声势浩大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因为电影是上海的电影公司拍的,连夏衍也难辞其咎,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检讨。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发动,到1952年1月底,其中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始触及“民族资产阶级”。

  自2月中旬起,因有的地方上政策掌握不好,运动方式简单粗暴,导致一些挨整的工商业者不堪忍受而自杀。据过来人回忆,当时,上海的情况比较严重,自杀者约有1300人。

  更令人扼腕的是,1952年2月8日,我国著名实业家、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卢作孚先生也在运动中蒙冤,在重庆愤而自杀,此事令高层大为震动。

  后经毛泽东严厉批评,基层“三反”、“五反”中的粗暴之风才被刹住,运动也于1952年6月逐渐收尾。

  联翩而来的运动,无疑对张爱玲触动甚大。

  她在什么时候萌生的去意?

  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1951年3月《十八春》连载结束,她还没有明确的意向。

  那时张子静去看她,曾问她有什么打算。张爱玲对此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张子静回忆道:“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漠然,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她是在犹豫。

  到1952年年初,情况已越来越明晰,她以前所做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预言,正在变作现实。经过权衡,她最终决定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了”的上海。

  当年7月,她走了,远赴香港。

  她此行持有港大开的证明,去香港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临行前,与姑姑约定,彼此不通信、不联络。

  张爱玲走前,姑姑还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爱玲带走,以为这是最妥当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见之明令人惊叹。后来这些相片,大都出现在张爱玲的临终之作《对照记》中,因而得以留存于世。

  在离沪之前,她开始构思小说《五四遗事》。因故事是以西湖为环境背景的,她想再去西湖体验一下,于是,参加了中国旅行社的一个观光团,到杭州去旅游了一趟。

  湖光滟潋,越山青秀,可是她却有点神不守舍。

  旅行途中,观光团在“楼外楼”吃了一餐饭。凭窗坐下来,近处是湖心亭,远处是苏堤。但这美景,却没给她留下什么痕迹。

  在她的印象中,除了“油腻的桌子”,就是楼外楼的汤面“浇头确实好吃”,结果她把浇头吃了,汤也喝掉了,面却一口没动。对座有个人不由得看了她一眼,她马上庆幸大家互不认识,不然那人回去若打了小报告,恐怕还要担个浪费的罪名。

  ——她不喜欢严酷,所以自知永远不能成为“革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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