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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离群索居已经成了她的“品牌”。陈世骧夫妇都是甚喜热闹的人,而“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

  有一天,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特地叫了几个晚辈学生陪同。座中有人后来回忆,那一天,张爱玲和陈世骧同坐在沙发上,陈世骧滔滔不绝,张爱玲却很少说话,说话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声音又小,好像在自语。无论是听人讲话,还是自己说话,都是眼睛朝上看着,像小孩子一样的神情。

  她只和陈世骧说话,偶尔应一声陈夫人的招呼,对其他人一概不理——在旁观者看来,她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见李渝《跋扈的自恋》。

  去过陈世骧家里两次后,张爱玲就再不去应酬,任陈氏夫妇怎么邀请,她都婉言拒绝。陈世骧也只好偶尔以电话问候。

  当然,张爱玲也有她独特的人情味。一次她患感冒,请了假。陈少聪打了几次电话去问候,又跑去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给她送去。为了不打扰她,摁了几下门铃,把药包放在门口就走了。

  几天后,张爱玲来上班了,什么话也没说。但陈少聪却忽然发现,自己桌上有一张小纸条,只写着“谢谢”两字,压在一瓶新买的“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陈少聪不禁生出诸多感慨来。

  待人处事如此,倒也罢了,大家见多也就不怪。可是,在工作上与“老板”的分歧,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张爱玲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据夏志清回忆,陈世骧看到她递交的研究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

  陈世骧把报告给另外三位学者看,都说看不懂。张爱玲只得重写,但陈世骧还是说看不懂。两人因此起了争执。

  一段友情,也就到此中止。

  张爱玲,永远苦恼于这些人际关系!

  在研究中心期间,她还接待了一位很特殊的人物——若克兰·卫基特。

  这也是一位传奇女性,30岁不到,是加州大学一位教授的太太,眼下正在读博。她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人的“女侠崇拜”,连带也研究中国功夫和女权运动。

  卫基特请教张爱玲:为什么中国人既要求女人“幽娴贞静”,却又很喜欢虚构的女侠形象?

  张爱玲认为:阿拉伯人管女人,要比中国人严格得多,随便外出都不行,于是女人肥胖多肉,让男人瞧不起,反而是更喜欢男风。中国人就太正常了,“把女人管得笔直之后,只另在社会体系外创造了一个侠女”。

  这侠女,是不可能真实介入生活的,但是男人们却按这个模子,在年轻女孩中寻找类似的替代品,哪怕是幻想也好。

  两人的这次谈话,还不到一个小时,以后也未再见过面,但是张爱玲记住了这个“漂亮得一般影星都不在话下”的女人。

  卫基特和她丈夫在思想上都是“左派”,1972年一起到过中国,还见到了毛泽东、江青。

  张爱玲一直留意着她。后来这个“传奇女侠”为江青写了一本传记《红都女皇》,“四人帮”倒台后,江青被指控向卫基特泄露了国家机密。这些事情,张爱玲都是知道的。

  当时有美国学者认为,江青是一个受男权社会伤害的女人,张爱玲则将此论嗤之为公式化的女权主义论调,说是“令人失笑”。

  这一年,“亚洲年会”在波士顿举行,张爱玲又去了,其间与夏志清、庄信正、於梨华共进了一回午餐。不久后,她居然应於梨华之邀,去加州大学给学生做了一次演讲。

  这是她平生仅有的一次,看来她对於梨华相当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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