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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其时於梨华正在加州大学任教。张爱玲这次来演讲,当天还要坐飞机返回波士顿。

  演讲时间定在下午3~4点,於梨华心情紧张,早早就去机场迎候,偏巧班机又误点了20分钟,她在候机室不知兜了几十个圈子,外加喝了两杯黑咖啡。直到见了张爱玲下飞机时的那份安闲,她才平静下来。

  张爱玲穿一件暗灰色的薄呢裙装,肩搭一条紫红丝巾,没有戴眼镜。想必是有隐形眼镜,所以看人时半抬下巴,半垂眼睑。

  於梨华一眼看去,不认为张爱玲好看,但觉得“她的模样确是独一无二”。

  到了学校,已经迟了十几分钟,张爱玲却说要去洗手间整理一下。於梨华怕学生等得急,心里十分焦灼,但还是带她去了。张爱玲对着镜子,掠了一下并不纷乱的头发,又审视了一下脸上的淡妆,满意了,才进入教室。

  那天,她演讲的题目是《奇异的西方:从一个未经驯化者的角度》。原定是演讲而不是念稿,可是张爱玲还是念了稿子,也许是担心时间不够用了,念稿可以快一些。

  她说的英语,字正腔圆。讲完后有人发问,她的回答也很简明扼要。在提问时,曾有片刻冷场,於梨华坐在台下,忐忑不安,但张爱玲却神态怡然,一点不窘。事先约定的时间一到,她一点头,就走下了台来。

  比较文学系为她准备了茶点,她推说要赶飞机,婉言谢绝了。其实时间还早得很,於梨华不放她走,两人最后商定,到学校附近一个小咖啡室去坐坐。

  入座后,张爱玲说:“我要一杯香草冰淇凌苏打。”说完,朝於梨华企盼地望着。

  等冰淇凌苏打上来,她露齿一笑,那神情,简直像小孩子猛然得到渴盼的玩具一样。这样的眼神,还有张爱玲吸第一口冰淇凌苏打的神情,於梨华就此再也忘不了……

  她在伯克莱大学时的住所,也是庄信正帮助找的,就在伯克莱城的杜兰街。是那种一间半的小公寓,厨卫齐全,很干净,离办公室又近,一切都符合她的条件。

  公寓的外观是白的,起居室也如雪洞一般白,墙上没有任何装饰物或者画片,一排落地长窗,拉开白色纱幔,可见梧桐树绿、近海水蓝。屋内没有书桌,只有一张放在床头的小几,她把当初在香港为美新处工作时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就只伏在小几上写作。

  每晚,她几乎要熬到天亮才睡,到中午时才起来,因此有人说她是“与月亮共进退的人”。

  吃的方面,几乎到了极简的地步,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 Muffin英式松饼。,曾经喜欢吃鱼,但是怕血管硬化,遵医嘱不再吃了。但自小就爱吃零食的习惯,还是没改,将一天所需要的热量,一点一点分开来吃。

  她怀疑自己患有“高胆固醇”疾病;还有初到纽约时患的“感冒”,现在也成了老毛病,一发作就只能卧床,几天不吃饭,一吃就吐。

  她现在已经不喜欢购物了,“血拼”对她不再构成刺激和惊喜。长期以来更是不买书,她曾经对宋淇说过:“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

  加州的这种生活,对她来说,非常合意。生活简约,并不意味着寒酸,而是长达20年漂泊经历养成的习惯。

  赖雅去世后,沉重的家庭负担没有了,“皇冠”为她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稿费,使她能够安享宁静。

  她在60年代初那么渴望的“转运”,就在此时悄悄地降临了。

  在台湾,她40年代的作品已赢得了至尊地位,使她名声日隆。她在港台两地发表文章,可以拿到很高的报酬,就像今日我们这里的“一线作家”了。

  到1972年,她已获得了完全可靠的经济保障,结束了自离开上海以来的颠沛生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她的归隐,不是简单的自闭,也不是失意之后的蛰伏,而是在再度蹿红时的主动放弃,因为她只渴望自由!

  我们总算可以替她长舒一口气了。当年出走香港,固然使她躲过了“反右”、“文革”之类的灾难,但资本社会中凶猛如虎的“游戏规则”,也曾让她苦不堪言!

  多年的左冲右突,可以说一无成就;但是,她40年代在上海的那次“超新星”式的爆发,给她提供了一笔远期的收益,使她能够免于晚年的困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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