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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飞的眉头皱成一条线，他早就明白，重庆的情况，比他们敢于承认的，严重到不知多少倍。一两年来，美国人通过他策划的许许多多破坏计划，全部失败了，毫无效果。到现在，除了一个许云峰，他仅仅还知道一个李敬原的名字，连人也没有见过，仅仅知道一个名字。至于地下党市委的组织与活动，全都不知道，也无从侦察，更不要说制止那些根无本法制止的群众活动了。但是，不仅现在，就是将来的任何时候，他也不肯承认自己的无能。因此，他悄悄地舒开眉头，似乎满有把握地开口了：“我们要无声地行动；可是，必要时也需要声音，要用最大的声音来镇压暴乱。” 毛人凤和黎纪纲，同时转头注视着他。 “局长！”徐鹏飞胸有成竹说道：“重庆情况复杂，我建议借一个人头，公开镇压。” “谁的头颅？” “共产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徐鹏飞说：“就在长江兵工总厂公开枪决！” 毛人凤略一沉思，不肯放弃秘密处决的原则，怀疑地说：“情况复杂……现在借人头镇压，恐怕有副作用吧？” 电话铃又响起来。黎纪纲拿起电话听了一下，转向徐鹏飞。 “长江兵工总厂稽查处电话。有紧急情况报告。” 徐鹏飞伸手接过电话，听着，忽然对着电话筒，高声问道： “情况确实？哦……” 放下了电话，徐鹏飞回头告诉毛人凤说：“稽查处报告情况：发现一个叫阵松林的共产党分子，正在召集会议，附近各厂都有人参加。十分钟以前，进行了秘密监视，又发现两个新去的人，一个是姓李的中年男人，戴近视眼镜的。另一个是年轻女子，二十岁左右……” “噢？”毛人凤睁大了眼睛。 “戴近视眼镜的可能是地下党负责人李敬原。”徐鹏飞判断着。但他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一次稽查处的情报如此准确及时？ “年轻女子一定是成瑶！”黎纪纲跃跃欲试地插上一句。“这个情报很有价值，”徐鹏飞得意地笑道：“应该立刻行动，一网打尽！抓住了李敬原，重庆地下党群龙无首，马上会陷于紊乱。”这情报像块肥肉似的，使他馋涎欲滴，心里跃跃欲试了，若是几个月以前，有这样的机会，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亲自出动；但是，近些日子以来，他已不愿稍涉危险，除了最安全的地方，绝不肯轻易露面。因此，说完了话，他却坐着不动。 “我去一趟！”黎纪纲冲动地站到毛人凤面前，提出要求：“我马上把他们全部抓来。” “这些人你认识？”毛人凤问。 “当然！成瑶是成岗的妹妹，重庆大学的学生，我过去的同学。” 毛人凤微笑着，点头赞同：“好，你辛苦一趟。”黎纪纲欣然敬礼，便要出发。 毛人凤却从容地端起一杯酒说：“再干一杯，以壮行色！” 黎纪纲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工厂秩序紊乱，”毛人凤叮咛着说：“你多带点人去。” “用不着。”黎纪纲傲慢地说：“陈松林早就是我的手下败将，成瑶，量她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逃不出我的手心！” “祝你凯旋。” 黎纪纲再一次敬礼，随手摸摸腰间的手枪，身子向后一转，头也不回地跨出了客厅。 【第二十八章】 每间牢门上，都挂起一把铁锁。整座集中营里，像死一般地寂静。只有巡逻的特务，不断走来走去，那单调沉重的皮靴，像践踏在每个人心上。铁窗外面，笼罩着被层层电网割裂的乌云，低沉的气压，一片暴风雨前的异样平静。 刘思扬冷眼观察着胡浩。这两天，胡浩的情绪，不断起伏变化。现在他又避开大家的目光，独自坐在屋角，大睁着眼睛，像有重重心事。刘思扬对他的鲁莽行动，心里有些不快，已经通知他停止写作，可是昨夜又发现他偷偷翻开楼板，取出纸笔，写了许久。这是什么时候？任何人只要稍微失慎，便会给全集中营的行动，带来不可挽救的危险。刘思扬觉得需要找他谈谈，制止他随意行动。因此，他把昨夜发现的事，轻声告诉成岗。 成岗沉思着，也觉得胡浩的行动是不应该的。也许他心里有什么隐衷？ “我找他谈谈。”成岗说，“你坐到门边监视特务。” 成岗的目光转向胡浩，示意地点了一下头。胡浩迟疑了一会儿，缓缓地站起来，移到成岗身边，默默地坐下。成岗在他耳边轻声问着，胡浩闷坐着，不说话，一双睁大的近视眼睛，直望着地板。过了一阵，他忽然痛苦地张开了口：“请党信任我！” “难道你觉得谁对你不信任？” 胡浩听成岗一反问，立刻答道：“我们一同被捕的那三个同学，已经得到了匕首。”成岗舒开眉头，缓缓地、但是严肃地说：“要党信任，首先是对党完全信任。” “我要一把匕首！”胡浩坚决而固执地伸出手来。 “你用不着。”成岗坦率地回答。“你的眼力太差。”胡浩一愣，近视的眼睛猛然闪现出泪光。“我熟悉地形和情况。”停了一下，他的胸口起伏着，声音变得分外激动：“那么，到时候，请允许我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请党考验我。”他的手抖动着，伸进胸口，忽然取出了一封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塞在成岗手里。 “为什么写信？口头谈不更稳当？” 胡浩低着头不回答。 成岗展开信笺，一行火热的字，跃进了他他眼帘：亲爱的战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们。 成岗侧过身子，把信笺谨慎地放在一本摊开的书上，默默地看了下去。 我想向你们，敬爱的共产党员说几句我早想向你们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请谅解我的犹豫不安，并请向党转达我对共产主义的向往。 我是抗日战争期间，从山东流亡到四川的年轻学生。 因为不愿作亡国奴，十五六岁的我和几个与我一样无知的同学，万里迢迢，投奔到大后方来求学，一心想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可是，我们走错了路。我真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投奔到抗日的圣地延安去啊！我们多么无知，多么愚蠢，一点也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嘴脸，反而以为他们也在抗战。回想起来，真是心痛欲裂，直到被捕以后，我才渐渐明白谁在抗战，谁在反人民。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叫天不应、叫地无门的冤屈：１９４１年，我们四个流亡学生，买不起车票，从青木关中学徒步进城投考一所职业学校。谁知从歌乐山走小路下山时，竟误入了中美合作所禁区。那时，特务在边界上的电网还没装好——可是，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啊！——于是，不由分说，把我们逮捕了。严刑拷打，有冤难申，特务看了我们的准考证，明明知道我们是无辜的学生，然而，丧心病狂的特务，深怕我们出去，泄漏了他们反人民的秘密勾当，硬说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侦探。遍体鳞伤的我们，竟被投进这人间地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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