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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其后,台湾茶曾一度落入低潮,可是到了光绪年间新的机运又来临,大陆几家大茶商陆续来台办理经销业务,于是产销突飞猛进,成了北部台湾最重要的产业,茶的销路甚至成了北部台湾经济的荣枯的直接指标。天贵公买下九座寮的二百甲荒埔也正当这个时候。

  他请了大批工人来开垦,种下了无数的茶树。他的计算并没有落空,不几年工夫他的茶树长大了,收入直线上升,成了远近闻名的事业家之一。

  这个天贵公又挺豪爽,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一类人。衙门里的官儿们根本就管不着他,甚至还要对他客气几分。他的存在几乎是土霸式的。不过这也不是说他会仗势欺压别人。不,相反地,他还是个乐善好施的人。他的土霸式的存在,与其说是建立在他的财与势上头,毋宁说是建立在他的任侠、仁慈、豪爽的为人上面。

  信海是天贵的满子──即最小的儿子,也是陆家人丁当中第一个读书的人。他之所以成了个族人当中第一个读书人,自然也有着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这故事并不是他们陆家人虚构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天贵公的一个侄子信淡有一次到竹堑去营商,城里的繁华迷住了他,使他流连忘返,经常出入于交际场所当中挥霍。这一来买卖做不成了,连银子也扫数花光。那时的竹堑虽然是一个大城,距离九座寮庄整整一天的路程,可是陆天贵的名声还是响亮的。商场里提起他的名字,几乎无人不识。信淡这个胡涂的傻小子便利用伯父的名字到处借钱,到处赊账,继续过他无忧无虑的荒唐日子。

  后来,有些狡猾的商人知道天贵是个目不识丁的老粗,便大做假账来讨,天贵自然是不认账,后来那些商人便告到官里去了。官老爷对天贵也惧怕几分,可是案子还是不得不办,便下了几道命令催账,天贵仍然是不理不睬,最后官府只好把信淡抓去关了起来。

  天贵为了这事到竹堑跑了一趟。无奈信淡已承认了一切,天贵自知理屈,只得依那些商人们的索讨一一还了账,并把信淡赎出来。他花了大把大把的冤枉钱,不免有些心痛,同时也领悟到读书认字的可贵,一个人尽管有钱有势,如果肚子里没有几滴墨水,有时候也难免遭受人家的欺侮。这时候他的大儿、二儿子信河和信溪都已成人,只有满子信海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虽然已经稍嫌大了些,但在这种情形下也只有将就了。于是信海就被送进了邻村灵潭陂小镇上的学堂。

  信海并不是个十分聪明的少年,相反地,塾师还认为他是属于鲁钝的一类,但他却有着一项很了不起的武器,那就是勤奋好学。也许是较大了才入塾,跟比自己小几岁的小孩一起启蒙,读人之初性本善,使得他有了些自卑吧,他从一开始就是最努力的学生。别的小孩们“点”过了,念了两三次就能背诵如流,只有他必需念了好几十次才能背。这还不打紧,最使他困惑的是他背得艰困,却又忘得十分快十分容易。他怕父亲严厉的眼光,也怕同学们的蔑视的笑,所以不得不加倍地努力,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肯下苦功总是会有成绩,渐渐地他不再那么鲁钝了,而且一旦背熟的课文永远也不会再忘记。他是采取忘了再背,反复地背,直到不再忘为止的方法,所以到后来想忘记也忘记不了。

  五十几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一样地手不释卷,一样地勤奋。也就是靠这一份韧劲儿,他如今成了远近几个庄里最负盛名的“先生”,到处都有门馆备厚礼来请他去执教。他自己也在祖堂边设了一个书房,专教族里的子弟们。他教学严格,一丝不苟,凡是喜欢恶作剧的或者读书不认真的,都逃不过他的戒尺。有时对于恶性重大的子侄们,他还不惜用担竿来对付。每一个顽童出到他跟前,便都成了胆小的老鼠,再也不敢动弹。因此他那个书房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私塾”,而附近几个庄里慕名而把子弟送来就读的,经常都很多。

  除了以一个严师闻名之外,信海老人还有一项最受人们敬重的特点,那就是他的为人公正清廉。不管族里的也好,别姓的也好,凡是有了什么争执纠纷不能排解的,最后都要找到他门上来。他替人们解决事端,完全出自一个诚字,外加上公正,所以他的意见没有人不敢不服,只要他一开口,听的人总是服服贴贴。他那胖胖的身材与面孔,那低垂的大耳朵,和蔼里仍有一股严肃光辉的眼儿,成了村人们崇拜的偶像。

  信海老人有两个哥哥,三兄弟分别被地方人称作头房二房满房。这三房人早已分爨,各立门户,不过住所仍然毗连在一起。那祖堂东厢是头房,西厢是满房,连接在祖堂后边的就是二房人居住的所在。

  头房的信河公逝世已有好些年头了。三个儿子仁发、仁祯、仁德也都已儿孙绕膝,近日正在酝酿分家。二房的信溪已是七十开外的老人,仍然很健朗,四个儿子下面孙辈的男男女女也有二十几个,是目前三房中人丁最兴旺的一房。

  满房的信海也有三个儿子仁烈、仁智、仁勇。信海的好学情形前面已说过了,只因他所过的是一种安安全全的读书人生活,所以他是不事生产的,不是他不愿做、不肯做,而是他一窍不通,他也根本就没有工夫。但在他五十余年的读书兼教书的生涯当中,却也受了不少的折磨,那是参加考试。

  信海老人第一次参加考试是在同治三年他三十岁的时候。当时的科举是所谓“三年两试”──每三年中举行二次。那时的府城只有台湾府一所,所以每到考试的时候,他便得带着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长工阿庚伯,让他肩挑炊具啦、棉被啦、衣服啦等东西,千里迢迢地赶到台湾台南去应试。那是很艰辛的行脚,如果碰巧遇上了雨季,往往得在河边等水退方能渡过一条河流,有时花了一个月工夫还赶不到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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