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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平和思想发展(4)

　　“三一八”后，鲁迅受北洋政府通缉的威胁，于同年八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他在厦门写完了在北京时已经开始动笔的散文《朝花夕拾》，编定《汉文学史纲要》前十篇，并和青年们合作出版了文学刊物。当时大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正处在胜利阶段，农民运动日益蓬勃兴起。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对革命形势表示了欢欣鼓舞的心情。正是由于他对南方革命的向往，经中国共产党提名，不久便应中山大学（由广东大学改名）之聘，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抵达广州，任文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他准备在文学上“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注：《两地书》六九）。

　　到广州后，他和党的组织有了更多接触，也有更多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激烈斗争中，鲁迅思想上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飞跃。反映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文里的思想，标志着这一飞跃的即将开始。四月十二日，大资产阶级篡夺胜利果实，实行反革命政变，广州于“四一五”发生空前的屠杀，鲁迅向学校当局要求营救被捕学生，没有结果，愤而辞去一切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更多的血，更残酷的杀戮和更英勇的牺牲，也“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鲁迅受到很大震动，原先循着进化论而进行的“思路因此轰毁”（注：《三闲集·序言》）。

　　他彻底地抛弃了进化论，实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并把这个叫做“事实的教训”（注：《二心集·序言》）。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以文艺为武器，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寻求解放人民、拯救祖国的途径，到此才发现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农群众：“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注：《二心集·序言》）。这是鲁迅在实践中探索多年逐渐认识的结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97页），他转换了自己的阶级。

　　一九二七年九月鲁迅离开广州，十月定居上海。曾应上海学生之请在各大学演讲。一九二八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从一九二九年起，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同时又印行《艺苑朝华》，介绍苏联和欧洲各国的版画。在这段时间里，他因革命文学与创造社，太阳社展开论争。论争涉及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促使鲁迅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又介绍了苏联小说。

　　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教育，如他自己所说，“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注：《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样就更加巩固了他对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认识。鲁迅是“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97页）。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作过深刻的研究，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生活经历。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原来的知识在科学思想照耀下获得了新的意义，焕发着新的光彩，反过来又深化了他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鲁迅列名发起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左联”在三十年代反文化“围剿”斗争中取得丰硕的战果。这个组织以有鲁迅这样的旗手而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它团结进步作家，培养文学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击退敌人，树立起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除了“左联”之外，鲁迅还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多次和进步文化界一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

　　其中著名的如一九三一年向全世界公布了国民党残杀青年作家的真相，一九三三年亲自和宋庆龄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反对法西斯暴政抗议书，一九三六年又与文艺界同人发表为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国民党通缉他，威胁他，禁止他的书籍出版，删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在这一时期里，先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刊物，并参加了《文学》和《太白》的编辑工作，领导了新兴木刻运动。

　　由于战斗的激烈，迫切的形势需要他立刻起来抗争，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久已想写的著作和一度计划过的长篇，而以杂感为武器，在反文化“围剿”中与国民党作短兵相接的鏖战。从一九三〇年起，他一共写了八本杂感集，一本象杂感一样同是“为现在抗争”（注：《且介亭杂文·序言》）的根据故事和传说而写成的《故事新编》（其中三篇作于一九二七年以前），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的产物，既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思想特点。

　　鲁迅确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一切反动派，他的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最艰苦的生活和最险恶的环境中，不管国民党的天下是“冬夏”还是“春秋”，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正如他一九三二年在一首《自嘲》诗里说的：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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