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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平和思想发展(5)


  鲁迅思想在这一时期更为成熟。他的通过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文艺见解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针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他写了大量文章,借此阐明文学艺术上许多根本问题,在充分的论证中渗透着深刻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他的内容丰富的杂感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处处表现着深刻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鲁迅的认识在许多方面都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显示了惊人的一致。他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

  一九三二年七月,陈赓将军从革命根据地来沪养伤,鲁迅曾与之亲切会见。因为地下党的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瞿秋白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把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尊重地相待,经常亲切交谈,并录清人何瓦琴(注:何溱,字方谷,号瓦琴,浙江钱塘人。工金石篆刻,著有《益寿馆吉金图》。这副对联是他集兰亭禊贴的字,请鄞人徐时栋(字定宇,号柳泉,道光丙午举人)书写的,徐时栋极称此联,遂录入所著《烟屿楼笔记》中。鲁迅于1933年2月购得《烟屿楼读书志》十六卷,《烟屿楼笔记》八卷,乃转录这副对联赠给瞿秋白)“集禊贴字”的联句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现了他对党的深厚感情。

  正是在这种革命的共同基础上,他们对创作问题、翻译问题、杂感问题、文学史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商榷,先后写成文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动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这些论文里可以看出:鲁迅善于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要求创造性地阐述现代文学的任务,说明他对党领导的革命有着透彻的理解,对党的正确路线存在着浑然无间的思想的契合。

  他对中国共产党表示无限崇敬,当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胜利地到达陕西省北部的时候,鲁迅在和茅盾一起发出的贺电里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鲁迅对这一方针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作了认真的思考,表示坚决拥护,并抱着愤怒的心情严正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污蔑。在答复他们的信里,鲁迅再一次公开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了知识分子唯一能走和应走的正确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于上海。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文学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正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斗争的最前列;正当小资产阶级中一些上层分子纷纷叛离革命的时候,他公开宣告自己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环境愈险恶,斗争愈坚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的一生,表现了中国人民临危不惧、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质。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作了最确切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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