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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和散文(3)

　　针对这个情况，鲁迅充分地表现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最坚定的立场。他列举许多事实，说明“‘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主张不打落水狗，却不知道狗性不改，一旦爬上岸来，仍然会把人咬死。他还指出，如果以为落水狗可怜，则天下“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鲁迅对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和传统思想中所谓中庸之道作了深刻的批判，使议论和形象结合起来，以彻底革命的原则武装了广大的读者。他在《写在〈坟〉后面》里曾经特别提出：“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这篇文章不仅是长期以来斗争经验沉痛的总结，同时也反映了鲁迅本人思想的进展，一九二五年前后革命风暴对他的影响是显著的，历史不久又以严酷的事实证明了这些论点的正确。《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一篇坚持革命原则的反自由主义的宣言。

　　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鲁迅一方面和封建势力以及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现代评论派”作韧性的鏖战，另一方面由于《新青年》团体的散伙，在文化战线上一时还看不到作为核心的领导力量，他的思想在苦闷中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写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野草》，除最后两篇外，写作时间大体上与小说集《彷徨》相同，心境也完全一致。作者援引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彷徨》的书前题辞，移以说明《野草》也完全合适。《野草》以内心抒发为主，交织着严肃的自剖和不倦的战斗，感受非常深切，探索非常艰苦。

　　这种感受和探索正是动荡的时代生活的产物，在统一战线内部日趋分化的时候，进步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认清前进的方向，大都抱有同样的苦闷。不过鲁迅所挟持者远，所属望者殷，他的苦闷也便比一般人要大得多，深得多。《野草》的内容比较复杂，贯串在不少篇什里的主要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体现了存在于作者自己思想里的同样的冲突。他感到黑暗势力的浓重，着力描绘了它；同时又觉得战斗之不能松懈，坚持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样的战士》和《过客》在这点上表现得特别鲜明。“过客”经过长途跋涉，疲惫而又劳顿，然而生命的声音在叫唤他，他还是不停步地前进着。

　　无论是世故的恳挚的劝告，还是天真的热情的安慰，都无法使他改变主意。他不清楚前面是什么所在，料不定能否走完，却还是谢却一切“好意”，拒绝一切“布施”，依旧昂着头，奋然向前走去。“这样的战士”处身在“无物之阵”里，遇见的是对他“一式点头”，同声立誓，他们头上有“各种旗帜”，绣着“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等等“好名称”，他们头下有“各样外套”，绣着“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等等“好花样”，面对这些变形的假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他举起了投枪”；当一切都颓然倒地，他发现“其中无物”，最后甚至连这“无物之物”也已经脱走，但是，“他举起了投枪”；他不管自己是“战士”还是“罪人”，是胜利还是失败，在“不闻战叫”的境地里，依旧和原先一样，“他举起了投枪”。

　　这里虽然流露出孤军作战的寂寞之感，却充满着一个战士的自我策励的精神：毫不懈怠，永不退转。《过客》用对话体，《这样的战士》里出现反复重叠的语句，以表示战士的坚韧和执着。两篇作品的内容和当时面临的现实有关，实质上是鲁迅前期的战斗历史的概括。《秋夜》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叙写洒满着繁霜的园里，小粉红花瑟缩地做着春天的梦，枣树则以落尽子叶子的枝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夜游的恶鸟飞过时，小青虫为了追求灯光，千方百计地撞进室内，勇敢地以身扑火。

　　经过作家思想感情的灌注，人们可以从草木虫鸟的身上，得到富有社会意义的启示。为“三一八”惨案而作的《淡淡的血痕中》，以敢于蔑视敌人的气势，嘲笑了造物主的怯弱，歌颂“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使天地在眼中变色。写于“奉直战争”中的《一觉》，则以莫大的欢欣，拥抱了被风沙打击得粗暴了的年轻的魂灵，他们象受摧折的野蓟一样，依旧开着小花，给旅人以安慰。这些篇什都是战斗的抒情之作，于郁勃挺秀中显示了动人的力量。

　　《野草》里也有一些曲折隐晦的作品，较多地流露着空虚和寂寞的情绪。例如《影的告别》，影的命运就是十分寂寞的，“黑暗”会将它“吞并”，“光明”又使它“消失”，它只能“彷徨于明暗之间”。不过影来向人告别的时候却又抱着献身的意志，它愿意“独自远行”，希望此后黑暗里没有人，也“没有别的影”。又例如《墓碣文》，从“剥落很多”、“苔藓丛生”的碣文里，人们看到了死者的沉郁的性格：“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到底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能把“微笑”预约在“成尘”之后。本篇里的死者和生者代表了作家身上两种思想的对立，而后进终于摆脱了前者，“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鲁迅曾经自述其当时的心情是：一方面，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另一方面，又“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注：《两地书》（四））。这正是他的彷徨和矛盾。《求乞者》、《复仇》、《希望》是对虚伪、旁观和消沉的针砭。《颓败线的颤动》的主题略近于《复仇（其二）》。前者写一个因为要养活孩子而失身于人的妇女，垂老时却受到孩子和亲人的鄙视。后者借用耶酥的故事，勾画了一个为人群谋福利而又为人群所唾弃的改革者的形象。《失掉的好地狱》的题旨见同一时期所写的杂感。鲁迅在《杂语》（注：《杂语》，载《莽原》周刊第1期，1925年4月24日，后收《集外集》）里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鲁迅不满于北洋军阀的统治，同时又对那时尚未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抱有保留态度，因此认为“这地狱也必须失掉”（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他的敏感的预见是和怀疑的心理相交织的。由于抒写的是心灵深处痛苦的思绪，许多感想又在“那时难于直说”（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艺术表现就比较含蓄，便是传达感激之情的《腊叶》和叙述忏悔之意的《风筝》，也都夹用了絮语与独白。从《死火》起一连七篇，都以“我梦见自己……”开始，因为梦境适合于抒写这种特殊的感受。在艺术构思方面，《影的告别》已经够新颖了，而《死后》一篇，作者假托人死以后，运动神经已经废灭，知觉神经却还存在，从而讽刺了“青蝇”、“马蚁”看热闹，发空论，欺暗室，甚至死了之后，还要贩卖“《春秋》大义”等等，设想更为奇特。同书里也有一些象《雪》、《好的故事》一类景物清新，格调明丽，而又寄意深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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