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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的深入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1)

　　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动摇妥协倾向已经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敢依靠蓬勃展开的工农群众运动，无力组织人民有效地回击这突然的反革命袭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国民党新军阀所实施的依然是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的反革命军事专政。他们彻底投靠帝国主义，残酷压迫人民，执行“清党”政策，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据不完全的统计，到一九三二年以前，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即达一百万人以上。

　　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剧烈变化：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反革命，许多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纷纷动摇和叛变。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以农村武装割据、实现土地革命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2页）经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创立了工农红军，在赣、闽、湘、鄂、豫等地区的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发展以农民为主力的武装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多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使革命力量逐步壮大。

　　在农村革命深入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也获得了深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内，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不断增长。进步书刊在革命失败后最初几年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环境中，增加了出版数量，扩大了流通范围。一九二九年前后，出现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经典著作，如《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时译为《费尔巴哈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时译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都有了中文译本。

　　一九三〇年起，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左翼的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音乐家联盟、新闻记者联盟、电影员联盟等组织（注：一说除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外，大多数尚系小组），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形成了文化革命的浩大声势。

　　蒋介石法西斯政府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反革命“围剿”，压制革命文化运动，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如颁布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查禁书刊，封闭书店，逮捕、暗杀革命文化工作者等，同时又进行反动的文化思想宣传：一九三〇年六月，指使御用文人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一九三四年十月，由CC分子主办的“中国文化协会”出版《文化建设》月刊，并于次年一月十日，唆使一小撮反动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扬封建文化，以图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蒋介石还亲自出马，从一九三四年二月起，提倡臭名昭著的“新生活运动”，大肆宣传封建道德，麻痹和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然而，国民党这些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措施，在革命文化界的坚决回击下，终至一败涂地。

　　这个时期里，一些买办知识分子、封建知识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出于阶级本能，也相继向革命文化界挑起论争，先后有辩证唯物主义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论战、古史问题论战以及文艺战线上的多次论战。他们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也同样遭到革命文化界的有力驳斥，一一败下阵去。

　　结合着这些斗争，左翼文化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比较系统地批判了“五四”前后介绍到中国的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思潮和学说，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扩大了阵地和影响，教育争取了广大的进步知识界。尽管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弥漫，中国共产党在一切文化机构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但党还是领导了革命文化工作，坚持斗争，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蒋介石集团只能掌握军权、政权、财权以及对出版物的控制权，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的领导权。

　　在整个左翼文化运动中，左翼文学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便是这一运动的最初发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推动了很多作家革命化。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间，开始出现要求文学表现无产阶级观点、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呼声。创造社文学主张的显著变化，便是这种趋势的鲜明的反映。大革命失败后，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新的革命形势对文学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时一部分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重新回到文学岗位上的作家如郭沫若、成仿吾等，新自日本回国参加文学活动的青年作家如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以及一些原先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革命知识分子如钱杏村、洪灵菲、李一氓、阳翰笙等，相继集中到上海。

　　他们对于文学工作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当时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也给了中国革命作家以推动和鼓舞。于是，从一九二八年一月起，经过整顿的创造社和由蒋光赤、钱杏村等组成的太阳社，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上，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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