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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的深入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2)

　　最早发表的郭沫若的《英雄树》（注：《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署名麦克昂）、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注：《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蒋光赤的《关于革命文学》（注：《太阳月刊》1928年2月号，署名蒋光慈）、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注：《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等文，从多方面阐述了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主张。

　　冯乃超、钱杏村、华汉（阳翰笙）等也分别撰文作了说明。他们根据文学作为上层建筑之一，总是随社会经济基础和革命斗争的变化而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既然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便“不要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而是“历史的内在的发展”的产物；又根据一切文学都有阶级性、都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原理，强调“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无产阶级文学作为“阶级的武器”，应该“为完成它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而斗争（注：李初梨：《怎样建设革命文学？》）。

　　这些意见初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也初步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根本性质和任务。倡导者们认为创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前提，在于革命作家确立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他们要求大家“努力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注：均见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

　　他们还指出，只有经过批判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才能胜利开展。成仿吾认为：“必有批判的努力，旧的才能奥伏赫变至于新的——才有革命”（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文中“奥伏赫变”系德语Aufheben的音译，意为“扬弃”）；同时革命作家也应进行自我批判，改变思想，“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注：均见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有些倡导者还提出：“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即媒介，指语言——引者）接近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注：均见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作家要“多多接近些社会思想和工农群众的生活”（注：麦克昂（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15日）；“徒在理性方面承认革命，还不算完事，一定要对于革命有真切的实感，然后才能写出革命的东西。”（注：蒋光慈（蒋光赤）：《关于革命文学》）创造社刊物上有的文章（如《无产阶级的艺术论》），还直接驳斥了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散布的无产阶级文学根本不能成立之类的荒谬主张。

　　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的文学运动，也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原理的思想运动。它适应于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在文学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这个新的口号，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大革命失败而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的历史转折阶段，正当知识界和文学界不少人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犹如在白色包围的环境中树起一杆鲜艳的红旗，振奋了人心，鼓舞了斗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后来成为左翼文学重要作者的殷夫、叶紫等人，都曾从这个运动中得到启示和教育。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说明在最激进的作家中间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历史使命。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重大发展。正因为这样，口号提出以后，很快便得到了两个社团内外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在先后出版的《流沙》、《战线》、《戈壁》、《洪荒》、《我们月刊》、《畸形》、《摩洛》、《澎湃》以及《泰东月刊》等杂志上，都曾展开热烈的宣传和讨论，从而形成了盛大的声势。正象后来鲁迅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但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大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一时还不能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有片面性、绝对性、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谓“自身就是革命”（注：蒋光赤：《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太阳》月刊1928年1月号））等毛病，因而不仅在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上发生错误，而且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也夹杂了不正确的观点。例如，一些文章夸大文艺的作用，宣扬文学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以及作家可以“超越时代”之类具有唯心倾向的说法；在强调文学是宣传”时，忽视文艺的特征，忽视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认为文学只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甚至公开声称要把艺术技巧“让给昨日的文学家去努力”（注：以上引文分别见《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书评：〈英兰的一生〉》、《〈同在黑暗的路上走〉附记》等文）；认为作家世界观的改变就是从书本上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以至把它看得过于容易，仿佛一夜之间就可完成这种转变。这些错误和弱点，给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带来了“左”倾幼稚病，也使倡导期的作品不仅在艺术上出现了严重的标语口号倾向，而且在内容上表露出明显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色彩。

　　由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问题认识不清楚，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首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鲁迅。他们模糊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革命的界限，将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都一概当作革命对象，声称“拜金主义派的群小是我们当前的敌人”，“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把“五四”新文学当成资产阶级文学而予以否定，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他们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注：以上引文分别见《桌子的跳舞》、《〈流沙〉创刊前言》、《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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