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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4)


  由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为消费者服务的帮闲艺术,生产者的艺术一面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一面“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从这一认识出发,鲁迅对古代文学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民间文艺刚健清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旧文学衰颓时,往往因摄取它们而起一个新的转变,是极为有益的养料;但现存有民间文学大都经过文人的篡改,需要有细致的分析和辨别(注:可参照《门外文谈》、《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等文,分别见《且介亭杂文》及《花边文学》)。他又指出“廊庙文学”萎靡柔媚,不外乎歌功颂德,即使是“山林文学”,也大都身在山林,心存魏阙,脱不了陈腐的官僚气;但封建统治阶级在其上升时期所倡导的艺术风尚,例如汉的闳放和唐的雄大,却仍然值得借鉴和采撷,文人们在创作实践中经过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文采,也都有可取之处(注:可参照《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看镜有感》、《论“旧形式的采用”》、《从帮忙到扯淡》等文,分别见《集外集捡遗》、《坟》、《且介亭杂文》及《二集》)。至于了解外国资产阶级的文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注:《思想、山水、人物》译本《题记》),阅读参照,正所以避免思想的“俭墙”和“硬化”(注:《出了象牙之塔》译本《后记》)

  在《拿来主义》里,鲁迅又从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把遗产比作一所祖遗的大宅子,认为重要的首先是把它“拿来!”接着便批评了三种不正确的态度,他说:“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

  鲁迅认为重要的是以今天为主,“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动手来拿。“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这样,“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文章的最后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他一方面强调继承的重要,一方面又说明必须经过批判才能继承。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对遗产的态度是借鉴而不是膜拜,是采取而不是硬搬。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他还指出:“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鲁迅对于中外文艺遗产总的态度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注:《且介亭杂文·〈木刻记程〉小引》)他的精神里充满着革新和创造的要求。惟其如此,他才感叹“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而要求挑选的人能够“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注:《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这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做到的,所以他在《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中又说:“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遣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文艺批评是文艺领域内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鲁迅对这一工作寄予极大的关注。还在一九二二年,他就正确地论述了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并且认为“发掘美点”,固然是想扇起“文艺的火焰”,多有“微辞”,也是为了期待作家的深造,都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注:《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这以后,由于批评实践中存在的缺点,虽然有“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的话,却仍然不止一次地提出:中国需要批评家,需要好的批评家。在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甚至希望有“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自己(注:《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按照鲁迅的意思,文艺批评不仅可以帮助创作的发展,也是推进革命文艺运动的不可缺少的助力。文人有是非,有爱憎,“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因此只要有文坛,就不免有批评,有斗争。

  中外文学史上不同的流派,从来就是在批评和争鸣中消长的,如果“不施考察,不加批评,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以为“文坛”已经“太平”,其实倒是消泯了是非,使“扰乱”“永远不会收场”(注:《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因此他一方面指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反对“《三国演义》式”的“一味鼓嗓”或“阿Q式”的“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注:《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战法;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把一切“说了真实”的批评都当作“漫骂”,认为“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注:《花边文学·漫骂》)

  具体到对创作和译文的批评,鲁迅自说他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注:《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这就说明:批评是一件艰巨而细致的工作,批评尤其是一件实事求是的工作。当有人以“摘句”的方式,赞扬了某一些作家或某一作品的时候,鲁迅指出:批评需要有全面的观点。“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表现批评的深度取决于是否掌握了作品的全貌。否则,断章取义,“以割裂为美”,这就必然会得出片面的错误的结论,“很容易近乎说梦”(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当有人指责批评家以“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坏”的时候,鲁迅指出:“批评不可能没有圈子——即标准。一定的立场观点决定了一定的批评标准,“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人们可以对批评家的立场观点提出质疑,也就是“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而不能够“责备他的圈子”(注:《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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