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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5)

　　鲁迅肯定批评家有责任对作品提出批评，而作家也有权利对他不同意的批评提出反批评。在《看书琐记（三）》里，他重复了一九二二年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里说过的话，把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比作厨司和食客的关系，他说：“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

　　鲁迅把自己的意见归纳为：“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这些都是文艺批评工作中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鲁迅又非常重视批评的倾向性，在有关的论述里，他着重地指出过两点，第一，批评负有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的任务，革命的批评家固然要“美恶一并指出”，但也要有分寸，别敌我，“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注：《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第二，批评同时负有扶植新事物和消灭旧事物的责任，革命的批评家固然不应姑息错误，但也不能“恶意”地“在嫩苗的地上驰马”（注：《坟·未有天才之前》），嘲笑新生者的幼稚：“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注：《二心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要做到这些，批评家就需要了解革命的形势，生活的实际；特别是评论革命的作品，“恐怕就非实际的革命者不可，至少，要懂些革命的意义，于社会有广大的了解，更至少，则非研究唯物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不可”（注：《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附记》）。因此他希望中国的批评界，能够有“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注：《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鲁迅的文艺理论不仅是一个伟大作家全部文学活动和创作经验的结晶，而且吸收了多方面的养料，在中国现代文学斗争和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实践的考验。鲁迅的文艺理论是战斗的而不是静止的，是富有生命力的行动的向导，而不是抽象的“学院派”的空谈。尽管鲁迅主要是一个创作家，他的观点在论述中还有个别不够周密和不够完善的地方，然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披荆斩棘，开山引路，他的文艺理论不仅是克敌制胜的依据，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学丰富的基础上树立起崭新的标准。它所发挥的革新和创造的精神，比之于莱辛的对于德国文学，狄德罗的对于法国文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8页）。他的文艺理论是革命文艺理论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长时期具有翼盖一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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