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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6)

　　作者长时期在国统区的大后方，面对腐朽衰败现象，能坚持乐观的信念，“迎着翩翩而来的黎明”（注：《我底竖琴·黎明》），既播种希望，又播种斗争（注：《我底竖琴·播种》），走着冬天的道路，瞩望着春日的回归（注：《我底竖琴·冬天的道路》）。这种乐观，深刻地联系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他遥想着延安的“幸福”（注：《我底竖琴·茅屋》）。作者这时还在不少诗章中抒发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职责，如《雾季诗抄——我们为什么不歌唱》、《我底竖琴》、《给诗人》等。在《短歌》中，他写道：“我把自己的生命磨成匕着；把人民的声音当作最宝贵的经典；向明天歌唱而前；”他的很多诗作，正是表现了这种为人民战斗的深情。

　　作于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表现出感人的力量，是诗人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出现的较优秀的叙事长诗。它写出旧中国一个农村家族的“悲歌”，他们终生勤劳而惨苦，身后留下的唯一的遗产，就是强烈的永远的仇恨。这仇恨中虽也纪录着生活的艰险，自然灾害的磨难，但更主要的，是地主阶级的欺凌压迫。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样，长诗感情纯厚真挚，语言沉实有力，在不平与控诉中，还带着寓意深长的询问：

　　我是射虎者的子孙，
　　……
　　我纵然不能继承
　　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这是作者面对现实斗争时发出的激越的心的呼声。后来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当我现在重新读着在那些日子里所写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仿佛重温了我底生命的那一段历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幽暗的铁窗，狱吏的皮鞭，一切伪善的狞笑着的吸血者们的形象，心头上涌起了仇恨。”（注：《给诗人·前记》）显然，“射虎者的子孙”的仇恨，已不仅属于一个受压迫剥削的家族，而是属于整个阶级和时代。

　　比上述作者稍晚开始创作的袁水拍，这一时期作有诗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等。作品总的数量虽不多，抒写的内容却较广泛，如祖国在日帝侵略下的苦难生活，香港九龙等殖民地的悲惨情景，以及人民的反抗要求等。不少诗歌还反映了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歌颂了苏联人民的英勇业绩。诗歌情绪比较饱满，有激愤的抗议，也有忧伤的沉思。由于诗作大多能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这大背景下落笔，所以富有时代气息，表现了较强的政治性。

　　一九四一年写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具有代表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歌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幸福的生活和胜利的斗争，并从中向往着苦难中国的光明前景：“在法西斯压榨下的，喘不过气来的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你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和信心……你和我离开得这样远，可是我——朝朝夜夜将你思量。你的心，我的心，一样向着太阳！”作者这一时期创作中，已出现少数政治讽刺诗。这方面的才能在他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作的《马凡陀的山歌》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些青年诗人和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原名才春嘎，1914—1973）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他的诗在蒙族人民中较有影响，曾出版诗集《知己的心》、日记体散文《沙原，我的故乡》等。他不满黑暗的现实，渴求民族的富强，但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朝鲜族诗人李旭，也是在抗战初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的。维吾尔族青年诗人黎·穆塔里夫，尤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黎·穆塔里夫（1922—1945）是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是抗战时期维族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热潮中开始文学创作，以全部热情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各民族的团结，歌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猛烈抨击日寇、汉奸和民族分裂主义者，遭到反动当局杀害。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用血泪凝成的爱国诗篇。《中国》、《祖国至上，人民至上》以及散文诗《她的前途光明远大》等，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决心为祖国自由解放而战斗的激情。他在《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一九三八）一诗中，歌唱革命的人生和各民族的团结，向往祖国现代化的前景：“文化科学洋溢在祖国，被压迫者求知的欲望象浪涛般沸腾”，“处处都听到汽笛的轰鸣”和“飞机的歌唱”……《斥民族主义者》引用民间谚语“离群的会被熊吃掉，散伙的会被狼咬死”，表示要用刀一样锋利的笔“戳破民族分裂主义者的眼睛”。诗人响亮地高呼：“让各个民族都携起手来，撒布团结的种子。黎·穆塔里夫的诗具有雄伟的气势和高昂的格调，《给岁月的答复》（一九四三）唱道：

　　战斗的人们追随着战斗的岁月，
　　一定会留下他战斗的子孙，
　　昨晚为幸福而牺牲的烈士墓前，
　　明天一定会布满悼念的花丛。

　　他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歌唱战斗的幸福，强调斗争的深远意义，这是对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崇高礼赞。除抒情诗外，他还创作了四幕诗剧《战斗的姑娘》，表现抗日游击队的战斗业绩，歌颂延安，歌颂毛泽东，歌颂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以热情的诗句抒发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寇对汉奸的憎恨。由于受斗争环境和个人条件的限制，黎·穆塔里夫的作品有时显得不够凝炼，但许多作品都显示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他的作品当时在新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受到人民的喜爱和重视。

　　上面说到的诗人，只是在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方面成绩较显著的。除此这外，还有不少作者，也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鼓舞下拿起诗笔。如过去较多写小说的王统照，此时作诗集《江南曲》中的大部分，写祖国江南在侵略战火下的苦难。冯至在几乎十年很少写诗后的一九四一年，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一个责任”，作《十四行集》二十七首，抒写与自身“发生深切的关连”的人和事。卞之琳作《慰劳信集》二十首（后编入《十年诗草》中），与他过去诗作有很大不同，大多描写战争现实中的兵士和群众，他和冯至一样，都比较注意诗歌艺术的完整。戴望舒和徐迟等此时也都有诗作。

　　另外，一些团体、刊物等都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早在战前即积极从事诗歌运动的中国诗歌会，从抗战开始后更努力于诗歌的提倡和创作，蒲风、任钧等都写了不少诗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王亚平有诗集《红蔷薇》、《生活的谣曲》等，诗歌形式多样，有朗诵诗，叙事诗，也有抒情小诗，题材大多围绕战争生活，具有炽热的爱国之情。又如胡风主编的《七月》半月刊，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创刊后，坚持了较长的时间，成为抗战时期较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不少知名作者为刊物撰写作品，前面已提到的诗人中，也有一些人，特别象田间，在《七月》上发表了很多作品。胡风日后还曾编过《七月诗丛》，辑入一些较好的诗作。他本人也有少量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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