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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的作品(1)

　　抗战开始，艾青满怀热情地寻求着光明，“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注：《艾青选集·自序》），终于找到了光明的所在——延安。这几年中，他一面不倦在寻求，一面辛勤地写下了大量诗歌。他的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深切的反映出抗战的时代精神；他的诗作，又表现了个人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才华。艾青，是抗战前期具有重大成就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就他的创作生活而说，却开始于更早的年代。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生于一九一〇年，自小在山区长大，接近劳苦人民，培养了对农村的深厚感情，这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基础。中学时代经受了大革命的风暴，阅读到唯物史观的书籍，启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种向往，经常闪耀在他以后的诗作中，并引导他走革命的路。他少年时就喜爱美术，初中毕业后曾到杭州西湖艺术学院攻读了几个月，又促成他于一九二九年去法国学习。

　　他在美术方面的修养，有助于他诗歌风格的形成；他较多接触“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在法国又有机会阅读俄国、苏联的小说、诗歌和一些法文诗歌，这些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一九三二年，他在度过三年异国生活后，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五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作为鲁迅支持的美术团体“春地画会”的成员。但到七月，即同其他十几位青年美术工作者一起被诬，以“危害民国”，“颠覆政府”的罪名逮捕入狱，经受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在法国，艾青开始写诗，但他早年重要诗歌大多写成于上海狱中。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收诗歌九首，它以深沉的感情和新颖的风格，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优秀的一首，作者以真挚虔诚的心，怀念和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大堰河，并为她受尽人间凌辱的悲苦命运抒发着愤懑和不平。

　　诗中不仅对一个贫苦的劳动妇女充满了诚挚的同情，也对中国农村的遭遇寄予深沉的关切。农村的生活正在激变，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早已起了变化，对于出身的地主家庭，他如“新客”那样隔膜，而对于农村的受苦人，大堰河的儿子，却“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作者的国外生活，也在诗集中留下了纪录。《马赛》、《巴黎》等诗，虽也略带依恋，更主要的却是充满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和诅咒。

　　《大堰河》诗集中所表现的对于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发自内心的亲近他们的要求，以及对于剥削阶级的憎恶和决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等等，正可以说是作者过往生活和感情的总结，也是诗人新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道路的起点。如同生活道路是艰辛而不平坦的一样，作者并没有为自己的创作安排下恬适的途径。

　　在那“芦笛也是禁物”（注：《大堰河·芦笛》）的黑暗环境中，他给自己的诗歌定下的最初的基调，便是“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注：《大堰河·大堰河——我的保姆》）。几年后，作者曾这样谈起那些年代的诗歌创作：“一些诗人是更英勇地投身到革命生活中去，在时代之阴暗的底层与坚苦的斗争中从事创作，他们的最高要求，就在如何能更真实地反映出今日中国的黑暗的现实。”（注：《诗论·诗与时代》）作者的诗集《大堰河》以及他日后的创作，也正是这样的。

　　艾青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狱到抗战前夜所写诗歌，见于《旷野》诗集中的《马槽集》，这是所谓“密云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氛。部分诗歌进一步反映了农村人民愈益痛苦的生活，并且预示着斗争的来到。而更多的诗歌却是充满了希望，表现出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追求。作者歌颂太阳（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期待黎明（注：《马槽·黎明》，收入《旷野》），相信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春天（注：《马槽·春天》，收入《旷野》），更深情地表露自己的坚信与愿望：“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愿为胜利的欢笑而牺牲（注：《马槽·笑》，收入《旷野》），并呼唤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注：《马槽·煤的对话》，收入《旷野》）。这种不倦的追求，成为作者以后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特点。

　　抗战爆发了。作者“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明朗的天空”（注：《北方·复活的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遍及半个中国的行踪，使他扩大了现实的视野，更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同时促成了创作激情的高涨。在抗战前期的几年内，他的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重要的进展，《北方》、《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旷野》、《黎明的通知》、《火把》、《溃灭》、《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等诗集，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国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最丰硕的收获。

　　在这个时期，作者还写了不少诗歌理论，如《诗论》等。这些文字，对于帮助理解作者当时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他曾提出“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注：《诗论·诗的精神》），认为诗歌“应该教育人民怎样思想……是斗争的忠实的伙伴”（注：《诗论·思想》）等等，都反映出作者对诗歌要为民主政治，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服务的理解。

　　所以他努力地要“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排脱枷锁的歌手”（注：《诗论·诗与时代》），要“从当前的群众的斗争生活中汲取题材”（注：《诗论·主题与题材》）。这些理解与体会，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的创作实践。作者抗战开始后写的诗歌，更富现实意义，更多抒写人民群众，诗歌的形象更鲜明、丰富，语言也更朴素、健康和清新。过去流露的忧郁的情绪，已日益带上愤恨甚或悲壮的色彩，而对于光明和革命的追求，则愈趋明确、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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