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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1)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短兵相接的阶级搏斗正在激烈进行，我人民解放军在大量消灭进犯解放区的蒋介石军队后很快转入全面反攻，人民的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在望。在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面前，一部分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却因怀抱着旧式民主自由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对国家前途和个人未来产生了种种疑虑，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当时《大公报》、《观察》、《益世报》、《文学杂志》、《周论》上发表的储安平、萧乾、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一些政论、杂文、散文，便代表了这样一种社会思潮。这些人原先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长期在国民党、共产党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有的过去为人民做过有益的事，写过较好的作品；有的最初同国民党关系密切，这时已逐渐有所疏远；但当时在政治上鼓吹“中间路线”，在文艺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则是他们的共同倾向。

　　他们受美国所谓鼓励“第三种力量”这一政策的影响，以超脱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立”姿态出现，在不满国民党、批评国民党的同时，对国内外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也发表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批评他们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在幻想。……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22—1423页）他们的这些言行，实质上有利于反动势力而不利于人民革命事业，因而受到革命文化阵营的批评。

　　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既不满意国民党，又不满意共产党，以为国共是两个极端，他们要走“第三条道路”。储安平说：“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注：《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第2期，1947第3月8日）“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公报》的社评也说：“所谓‘中间路线’绝对不是两边倒，而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他们以“绝大多数人”的代表自命，以比国共两党都高明自居，实际是散布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引导人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鼓吹“第三条道路”，而且还在文艺上散布了许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他们宣扬文艺脱离阶级、脱离政治的“独立”性，提倡“创作自由”，鼓吹人性论、艺术至上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美学观。萧乾说：“一个有思想，站得住的作家，绝不宜受党派风气的左右，而能根据社会与艺术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艰苦的创作。文学家与其他人类同样有一颗心，对于不平一定要鸣，对于黑暗自然要攻击；但文学家之所以异于其他以笔黑为职业的人，正因为他的笔是重情感，富想象，比较具有永久性的。”（注：《大公报》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上海《大公报》，1947年5月5日）

　　朱光潜说：“我反对拿文艺做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谄媚的工具。文艺自有它的表现人生和怡情养性的功用，丢掉这自家园地而替哲学、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应声虫，是无异于丢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隶。”朱光潜认为，“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文学的功用就在于树立“健康底纯正底”风气（注：《复刊卷头语》，《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1日）。朱光潜还宣扬“观照”是文艺的“灵魂”，说什么“文艺所凭借底心理活动是直觉或想象而不是思考和意志”（注：《自由主义与文艺》，《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他们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文艺观点，虽然不过是三十年代“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等的旧调重弹，但当他们一旦把文艺的自由与政治路线上的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时，仍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与此同时，在他们所主编的文艺刊物上，还发表了不少模糊阶级界限、削弱人民斗志、散布对帝国主义幻想的消极不好的作品。

　　为了分清是非，教育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消除人们对敌人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进步文化界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艺观点进行了及时的批判和斗争。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群众》、《华商报》副刊，在上海的《文汇报》、《新文化》、《文萃》等报刊上，郭沫若、胡绳、邵荃麟、冯乃超、林默涵、叶以群、杜埃等人，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这些文章联系对方的论文与作品，集中批评、揭露了他们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出的严重错误。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不具体分析中国内战双方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统称之为“自相残杀”、“民族自杀”、“自杀性的内战”，而一概加以反对。沈从文说：“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如何用文学来促进这种“民族自杀悲剧”的结束呢？答曰：“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中间路线”的倡导者认为一切“武力”和“主义”都是不好的，他们这些“夹于左右红白之间”的人物，“默祷着红白迟早合龙”（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

　　这种言论表面公允，但在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分崩离析，败局已定的当口，实行起着阴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作用。郭沫若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注：《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

　　胡绳也认为，在当时鼓吹“第三条道路”只会“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胡绳还针对自由主义者把共产党与国民党、解放区与国统区等量齐观的错误思想，说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是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共产党是跟国民党根本不同的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今日的解放区，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存在着人民的自由与平等，——因为把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机构彻底扫清，所以有了政治自由；又因为彻底实际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所以有了经济平等。事实可使人们看到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并不是在企图着象二十年来的国民党一样地对抗着人民意志而‘稳握政权’，相反的，它将把自己党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个党员摆在人民大众的监视与审查之下，如同它现在已经在解放区内所做着的一样。”（注：《为谁“填土”？为谁“工作”？》，《华商报》，1948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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