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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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2)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二个错误，就是有些人对当时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得到解放的广大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他们为自己第一次做了土地的主人而欢欣鼓舞，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着解放战争。这时，某些带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作家写的文艺作品，不但不去揭露地主剥削农民的罪恶，相反却去描写地主的美德和善心，掩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篇作品描写地主阶级“极一时人间豪华富贵”，称道地主“人格的朴素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在作者看来，农民纳贡，地主收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作品写道：“当地规矩，佃户每年照前按收成送给地主一点田中附产物，此外野鸭、鹌鹑、时新瓜果，也会按照时令送到，有三五百担租的地主人家，吃来吃去可吃大半年的。”作者不描写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势不两立的阶级矛盾与对立，将其关系说得十分融洽，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剥削可言。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农村的封建势力还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冯乃超在《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是属于“新第三方面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主题是“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注：《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当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半个中国进行的时候，《芷江县的熊公馆》的出现，显然是有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所进行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站在反压迫、争民主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旁观者方面，对群众运动冷潮热讽，企图影响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随着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激化，在国统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压迫、争民主的各行各业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反而指斥青年学生是“比醉人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注：沈从文：《一种新希望》，北平《益世报》，1947年11月10日），甚至说“社会的团结向来都要基于和爱，于今群众只借怨恨做联结线，大家沉醉在怨恨里发泄怨恨而且礼赞怨恨。　　这怨恨终于要烧毁社会，也终于要烧毁怨恨者自身。今日世界所需要底是清醒、和爱与沉毅，而今日群众所走底是疯狂、怨恨、浮躁与怯懦的路。回头是岸，让我们祷祝卷在潮流中底人们趁早醒觉！”（注：朱光潜：《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周论》第1卷第5期，1948年2月13日）象用人性论的观点斥责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一样，他们又用人性论的观点去对待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运动。　　革命文艺工作者邵荃麟等，用鲜明的阶级观点批评了朱光潜、沈从文等人对于群众民主运动的错误态度，指出：群众的“团结是基立于他们自己阶级和社会的爱，但同时也基立于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几千年来封建的剥削与压迫，培养了人民对于统治者的血海深仇，而在这种仇恨的燃烧中间，他们将烧毁一切旧的，丑恶的，残忍的制度，创造出人类伟大的光明与漫暖！”（注：荃麟文章见《大众文艺丛刊》第2辑《人民与文艺》，1948年5月1日）　　民主个人主义者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们，不仅在对内关系方面有许多错误主张，而且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发表了一些错误意见。他们崇信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例如《红毛长谈》一文，“以欧人冷静眼光看中国时事”，既指责国民党，又指责共产党，既谴责美国，也谴责苏联，表明作者“系民主政治之忠实信徒”（注：《红毛长谈》，天津《大公报》，1946年8月5日）。　　《吾家有个夜哭郎》把我国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劳动人民，描写成摇篮里躺着的“一具又黄又瘦，满身伤痕的可怜娃娃”，认为“眼前的根本问题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谁喂也罢，只要奶喂的够勤，不掺石灰，不总给橡皮奶头吮！（注：《吾家有个夜哭郎》，天津《大公报》，1947年11月7日）当时，美帝国主义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友谊”，妄图在“援助”的幌子下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这种有奶便是娘的观点，反映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性、动摇性，客观上投合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需要。革命文艺工作者分析了这种思想的危害，指出：“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种作品只会起“麻醉读者的作用”（注：郭沫若文章见《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　　自由主义文艺家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他们的立场决定的。这些文艺家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以来所受的资本主义教育，使他们与劳动人民之间存在很大距离。因此，他们尽管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实际并没有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自由主义的文艺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面，他们认为“政治上负责者无从经营扶助这个部门的正常发展”，提出把文学“一律交给自由主义者”（注：沈从文：《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　　但由于他们的立脚点没有转移到人民方面来，因此并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郭沫若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借用论争对方提出的所谓“纯文艺”的说法，分析道：“‘纯文艺’的真正的意义，我们要作这样的认识：凡是人民意识最纯，丝毫没有夹杂着对于反人民的权势者的阿谀，对于不劳而获的垄断者的赞颂，或钻进玻璃室里作自渎式的献媚，丝毫没有夹杂着这些成分，而只纯真地歌颂人民的辛劳，合作，创造，而毫不容情地吐露对于反人民者一切丑恶、暴戾、破坏的如火如茶的憎恨。　　这样的作品，我们便认为是今天的‘纯文艺’——纯人民意识的文艺。”（注：《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上海《文汇报·新文艺》，1947年3月1日）这里，接触到作家的立场问题，说明作家只有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反映他们的生活、意愿、要求，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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