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奸细

作者:罗伟章




  对自己从教的学校,徐瑞星真有一份感情,他对吴二娃说的,并不是面子上的话。十多年来,人家又没亏待你,不产生一点感情才怪。他怎么能帮助对手挖自己学校的墙脚?尖子生都是学校的活广告,每年高考过后,只要有人上了北大清华,就扎一辆敞篷彩车上街,还由学校出钱,以学生的名义去电台和电视台点歌;同样由学校出钱,以学生的名义去显眼气派的酒楼大办宴席,说的是谢师,其实就是打广告。这么闹腾一番,等到秋季开学的时候,生源滚滚而来,财源也就滚滚而来——不仅学生多了,书费学费也水涨船高。如果没有这样的尖子生,那情景就惨淡了。好学校是拿大箩大筐装钱,择校费、学杂费样样都高,财务科的人跑银行存款,腿都跑断了;差学校却要把教职员工全都发动起来,去人家好学校附近,躲躲闪闪的,见到学生就拉,就跟路边饮食店拉客一样。可那管什么用呢?尽管你收的书费学费比人家低若干倍,可还是拉不来学生。
  当徐瑞星觉得事情真的过去了,才觉得该跟吴二娃联系一下,那天他骂吴二娃的话,有些重。别看吴二娃一副油腔滑调的架势,他内心是敏感的,这一点徐瑞星清楚。
  他还没联系,吴二娃却主动来了。
  这天他放了下午学回家,刚在沙发上坐下,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一听就知道是吴二娃,他敲门不是敲,是拍。
  邹静跑过去开门,可门像不是被邹静打开的,而是被吴二娃的声音撞开的。哦,小嫂子!他又粗莽又热烈地说,我西藏一个朋友送了点雪山菌来,不敢吃独食,分点让你们尝尝。说罢将一个塑料袋往邹静手里递。邹静接了,说你进来呀,进来呀。吴二娃说不了,我忙呢。
  徐瑞星扑哧一声笑起来,你小子装什么假!别以为自己是记者,就可以装出比总理还忙的样子来吓人。
  吴二娃这才做出刚发现他在家的样子,啊,瑞星回来啦?那我就坐几分钟吧。
  徐瑞星家安了木地板,在门口的木柜上放了鞋套,地上也备了拖鞋,但吴二娃从来都是不管不顾,直接就跨了进来。他去任何人家里都是这样。他就这么个人。
  吴二娃是邹静喜欢的客人,他不仅是徐瑞星在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家也在同一个县。当然主要是他大方,收了别人的好东西总爱送些来,而且他说话风趣。听徐瑞星说,念大学的时候,他除了读书,别的啥都不会,连话也不会说,一年四季都穿着老蓝布衣服,一双网球鞋总是羞涩地露出大脚趾。一段时间,他特别讨厌自己的名字,觉得太土,在自己书本乃至背心上,到处都写上“吴尔佤”,过一阵又改成“吴而瓦”,可不管他怎样改,大家还是按他的本名称呼他。现在的吴二娃完全变了一个人,西装革履的,还搞了个背梳头;他肚子大。个子矮,但他看再高的人,目光也要越过那人的额头;每次他跟徐瑞星说话,徐瑞星都觉得自己背后还站着个人;他言语粗鲁而直率,记忆力又好得惊人,流行的段子一背一大串,把人笑得前仰后合。毕业都二十多年了,他由当年自卑的小男人变成了《新州晚报》的大记者……
  邹静说,吴哥就在这里吃饭吧。
  吴二娃稍作犹豫,说好,那我就吃了再走。
  邹静说干脆叫霞姐把娃娃带过来一起吃吧。
  吴二娃说不用不用,娃娃放学后被他外婆接走了,陆霞也过去了。
  
  邹静进了厨房。
  其实吴二娃并没打算留下来吃饭,他只是想把邹静支开,好跟徐瑞星说话。
  徐瑞星递上一支烟说,我那天说你油滑,骂你猪狗,没得罪你吧?
  吴二娃喊了一声,要是那就把我得罪了,我坟上的草都埋人了!我刚毕业的时候,跟你一样教书,只不过你是在县中学,我是在乡中学。当时我是那所乡中学文凭最高的,可他妈的口才太差,茶壶里煮汤圆倒不出来,往讲台上一站,老半天嗝不出一句话。人家开始还对我刮目相看,后来就把我看白了,说我是冒牌货。两年半过后,乡中学就把我踢了,踢到哪儿?踢到那个乡最高一座山上的村小里!在那山上撑持了几十年的一个老教师实在教不动,要回家了。他姓包,是学校唯一的教师。我是春节过后上山的,从早上开始爬,天黑差不多才到。整个一座破庙子!包老师等着我呢,听到脚步声,他迎出来了,哪像个教师呀,脸那个瘪,背那个驼,头上稀疏的白发在寒风中颤动。他把我领进篾笆墙围成的寝室,指着床上的枯草说,吴老师,这枯草我就不带回家了,留给你,山上冷呀。随后他用干枯的手摸了摸我带来的被子,说这被子薄哟,你睡觉的时候,把四边拶紧,免得透风。然后他又从一口破木箱里摸出半把挂面,说吴老师,我没啥欢迎你的,就留了这半把挂面吧……
  这故事徐瑞星听他讲了好多回了,每次他都讲得那么投入。
  他说瑞星你知道我当时想干啥吗?我想跪下去,把面前的老人叫声爷爷。从小到大,没有哪个外人像他那样瞧得起我和关心过我……
  吴二娃起身去餐桌上扯了张纸巾,擦抹被泪水打花的眼镜。
  徐瑞星说算了二娃,别去想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
  吴二娃重新把眼镜戴上,接着说,那所学校加我这个教师在内,全校只有十五个人!不是人待的地方啊,学校离村子远,后面又是乱坟岗,晚上一个人睡在那里,听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害怕呀!秋风一吹就下雪,稍不留心校舍和寝室就被雪压塌了。教了一年多,我神经上就出了毛病。刚上五分钟课,我就把讲桌上的铃铛举起来摇,下课了,下课了!学生还没跑出教室,我又开始摇铃铛,上课了,上课了!我并没疯,我只是这样来发泄。又过了半年多,我想这不行啊,这会误了孩子们,我不想待,走了行不行?我走了,说不定还会来个像包老师那样负责的人。于是我就走了,没给任何人打一声招呼……你说我油滑惯了,这话不对,现在想起在那山上的作为和后来的逃跑,我心里还愧疚。我对不起那里的家长和孩子。
  徐瑞星说我不是在给你道歉嘛。
  吴二娃将厚而小的手掌一挥,用不着,完全用不着,因为我后来真的变得油滑了。我离开那山上,等于就是甩掉了公职。钱没一分,就去县城里闯。什么事没干过?去河码头当搬运,在城里掏下水道,当棒棒军,甚至去城背后的项山为人掘墓穴!那时候我知道你在县中教书,可哪敢去找你呀。不过,那么一阵胡搞,倒把我胆子搞大了,话也逼出来了,灰飞烟灭的雄心,也跟着复活了。于是我到了新州市。当时根本没想好要干什么,也是机缘凑巧,我来的时候,恰逢《新州商报》招记者,我去参应,一考就中了。《新州商报》招的是临时记者,把我们不当回事的,没有固定工资,只是根据我们的上稿率算钱。我念大学时毕竟读了那么多书,更重要的是,我在底层混了那么些年,这下全都派上了用场,我采写的稿子,上头版的多得很,可我挣的钱还是比人家正式职工少几倍。我那时候还是光棍一条,想找个女人,成个家,没钱怎么成家?我拼了命表现,希望《商报》把我调进去。那时候我不抽烟,但我身上随时揣着中华烟,见到领导就发。这又怎么样呢,人家照样不把你当回事。于是我想,不能在《商报》一棵树上吊死,我既给《商报》写稿,也给《晚报》写,还给《时报》写,只不过多用几个笔名罢了。后来,《商报》知道我这么干,领导把我找去大骂,人家不是骂我油滑,也不是骂我猪狗,而是骂我粪便!可他们又离不开我。继续让我干,只是依然不调我。我也不是好惹的,自那以后,我就不仅给《晚报》和《时报》写稿,还把《商报》的策划透露给他们——说白了,我当起了线人,也就是奸细!
  徐瑞星的心里怦地响了一声。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吴二娃接着说,《晚报》把我挖了过去,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但我告诉你,我在《晚报》照样当线人!我把《晚报》的策划又透露给《商报》和《时报》,他们再付我一笔不菲的酬劳。你对办报不熟悉,不懂得现在的报纸都是策划出来的,策划是生命线,谁策划得好,谁就有发行量。我这么一搞,商报领导反而对我客客气气了,那个骂我是粪便的人笑着对我说,狗日的吴二娃,你真是一株铁线草!他说得好!瑞星你生在县城,不知道铁线草是啥玩意儿,那是一种呈藤状的草,哪里有土哪里长,农民锄地的时候,一锄将它挖去,扔在荒坡上,这没关系,哪怕是石骨子坡地,只要有一丝土星,它就要生长!反正,只要不被牛羊吃,不被剁成酱,它就能生长!你说它贱也可以,说它生命力强也可以,随你的便。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