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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当代“摩西”？历史罪人？
作者：刘 洪
必须注意到，撤离加沙计划，被以色列官方称之为“单边计划”。所谓“单边”，就是以色列单方面行动，规则由以色列制定，实施程度也是由以色列掌握。
撤离加沙是当年工党主席米茨纳的政纲，但最终由利库德主席沙龙来落实，可能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沙龙１３岁即为国走上沙场，南征北战，战功赫赫，“赎罪日战争”中更是力挽狂澜，是当今最无可争议的国家英雄；另外，他政治手腕娴熟，行事强硬又不失圆滑，他“老狐狸”的绰号就足以说明一切。
如果不回避事实的话，“和平总理”拉宾和巴拉克都曾是以色列军队的统帅，但在政界实力相对薄弱；两度出任总理的佩雷斯，是以色列乃至当今世界最资深的政治家，也是唯一可与沙龙匹敌的政坛元老，但却没有从军经历；少壮派内塔尼亚胡既缺乏战功，执政期间也显得缺乏经验。
只有沙龙，作为“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最强势的总理，能在内忧外患中杀出重围，进行撤离加沙这一当代以色列最大一次单方面的让步行动。
沙龙的最大作风就是“打了再讲”，他拙于言辞却崇尚实际，也总是能在实际中赢得最大好处。以色列记者乌齐·本杰明就这样评价沙龙：“遇到红灯他也不会停下来，他没有什么道德或思想禁忌。”
和平最大的赌注
８月１７日，在得知一名抗议的士兵被犹太极端分子刺伤后，沙龙立刻发表讲话：“如果你们要伤害任何人，那就冲我来。”
对已７７岁高龄的沙龙来说，单边行动计划，是他一生的最大遗产，甚至超过他当年为保卫以色列进行的战场厮杀。因为战场决定的只是一时形势，政治决策则将给犹太民族留下巨大的生存空间和利益。
历史留给沙龙的时间不多了。从身体上讲，他大腹便便，身体状况一直不佳。感冒就多次让他卧床在家以至于更改国事安排，去年又被查出肾结石进医院开刀。和他同一辈的阿拉法特已经作古，沙龙不得不考虑自然规律。
可以说，现在撤离加沙乃至后续的４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其最大的障碍，不大可能是定居者的反抗，而是沙龙的病情。如果他身体不出意外的话，加沙撤离基本已成定局。
为了这个遗产，沙龙一年多来也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推进。定居者指责他“投降”“叛国”，沙龙回应说，作为一个为以色列浴血奋战的老兵，“这里没有一个人对祖国的感情，会比我的更深……”
面对党内的分歧、定居者的辱骂、多位阁员的拂袖而去，沙龙被迫一再改组政府，几次濒临倒台境地。但他依然拒绝放弃。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赌博，他输不起，也绝不允许自己输。
不能说沙龙没有一点和平的诚意，但这个在阿拉伯世界最“臭名昭著”的将军也很难说是一个真正口衔橄榄枝的“和平使者”。
在单边计划酝酿过程中，哈马斯成为沙龙撤离加沙的“祭旗”对象。去年先杀亚辛，再杀兰提西，震动中东，显示了沙龙的“屠夫”本色。沙龙大开杀戒，就是警告哈马斯：撤离绝不是示弱。
可以说，目前是巴以局势最敏感的时期，如果巴武装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沙龙将面对内部更大的压力，他势必对巴采取更大规模的“以血还血”的报复。
沙龙就警告说：“现在，世人正等待巴勒斯坦人做出回应——伸手迎接和平或引燃恐怖之火。如果他们伸出和平之手，我们将以橄榄枝回应，如果他们引燃恐怖之火，我们将以最强硬的手段扑灭恐怖之火。”
橄榄枝的背后，是沙龙的极端强硬，可以闻到呛人的血腥味。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的安全顾问贾布里勒·拉朱卜说：“这是个考验。我们需要让全世界相信，我们是应该建立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家会成为该地区的稳定因素。如果我们失败了，历史是不会原谅巴勒斯坦人的。”
撤离加沙，使巴勒斯坦人终于等到了１９６７年屈辱失败后“最兴奋的日子”。如果以色列的占领只限于加沙，那么沙龙的撤离命令足以让他得到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西岸和耶路撒冷才是中东问题的根本。巴勒斯坦人口号中的“今天是加沙，明天是西岸，后天是耶路撒冷”会实现吗？
阿巴斯就曾指出，以色列撤离加沙不是和平的姿态，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其在西岸扩大定居点的注意，巴勒斯坦人对此不抱幻想。
如果撤离加沙确实是沙龙橄榄枝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那巴以冲突注定还将继续下去，和平、“痛苦让步”只能是一种假象。
即使沙龙为以色列谋取了最大利益：以隔离墙为界，将西岸定居点圈到以色列一侧，巴勒斯坦被迫接受现实。但屈辱的和平绝不可能是长久的和平，哈马斯等武装也不可能甘心放下屠刀。一有风吹草动，暴力将卷土重来。
撤离加沙，使“定居点无可侵犯”的神话破灭了。奥斯陆协议的以方“设计师”贝林就说：“假如我们可以两天内撤离加沙，那么（撤离）西岸就是可能的。”
但如此一来，沙龙也势必面临更强大的国内压力，他必须做出更勇敢的政治抉择，必须撤出至少相当一部分的西岸定居点，实现他向真正“和平缔造者”的跨越。
沙龙艰难地走出了和平的第一步，他将以色列带到了一个新的和平门槛前面，这或许是以色列近代史上最具意义的一个门槛。
历史正等待着沙龙的下一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一度被称为“屠夫”的鹰派人物，已成为巴以和平的最大赌注。
（《新民周刊》２００５年第３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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