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沙龙:当代“摩西”?历史罪人?

作者:刘 洪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一度被称为“屠夫”的鹰派人物,已成为巴以和平的最大赌注。
  定居者死死拽着身后的栏杆,叫喊着“叛徒”、“纳粹”,声嘶力竭;被斥责的以色列军警则努力将他们的手掰开,拉拽着将定居者拖走……回望身后的家园,许多军警和定居者最后都抱头痛哭。
  看着电视中的直播画面,77岁的沙龙泪流满面。
  历史就是这样弄人:1974年,约旦河西岸,刚脱下军装的“铁血将军”沙龙和这些定居者一样,也曾以自己“血肉之躯”挡在推土机面前,阻止拉宾政府拆除非法定居点的行动。最终,沙龙也在汗水和泪水中被军警拖走。
  从一个捍卫定居点的最强硬的鹰派领袖,到现在下令放弃加沙的以色列最高决策者,沙龙的转变不可谓不大,其下的赌注也不可谓不重。他会成为将犹太人带向和平的当代“摩西”,还是如定居者所言的“历史罪人”?
  历史最终会给出答案。但不管成败与否,沙龙都已作为以色列最具争议性的领袖载入史册。他推土机式的倔强个性,他大转弯的政治胆量,都不由得让人刮目相看。
  
  加沙已成“鸡肋”
  
  加沙,36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曾出现人类最早的用火遗址,《圣经》22次提到此地。
  到过加沙的人,可能不用问就很清楚:为什么巴以冲突会如此激烈,为什么仇恨总是根深蒂固——巴勒斯坦人就曾对我说:“加沙,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监狱”中圈禁着130万巴勒斯坦人。西是地中海,东、南、北三侧是以色列修建的高墙、铁丝网、炮楼,加沙被团团围住,巴人插翅难飞。
  事实上,40岁以下的绝大多数的加沙人,平生都从未走出过这块地方。
  “监狱”中担任“狱警”的,是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和军队。定居者占据了加沙水资源最丰富、土地最肥沃的三分之一土地。
  定居点这边,鲜花盛开,设施俱全;定居点那边,肮脏不堪,青年大半无所事事。
  如此强烈的视觉对比,激化了源自心底的民族仇恨,毕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巴勒斯坦人岂能驯服?哈马斯等激进组织在加沙崛起也就成必然。
  在解释以色列为何要撤离加沙时,沙龙就回答:“我们不能永远控制加沙,那里有超过100万名巴勒斯坦人,每过一代人口将增加一倍。他们住在拥挤不堪的难民营里,感到贫困与绝望,他们在仇恨情绪高涨的温床上,觉得地平线上没有任何希望。”
  作为以色列最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和领袖,沙龙最终领导了加沙撤离,可能正暗合了中国人的俗语——“解铃还需系铃人”,但这却更让人感叹历史的无情和弄人。
  加沙的犹太定居点,有很多当年就是在沙龙的鼓动下建立的。为推进定居点建设,沙龙本人置办的农场,也设立在距加沙不远的内盖夫沙漠。
  自古“屯兵”,主要为国境安全,定居点也不例外。
  在加沙,定居点把守了加沙地带三分之一长的海岸线,其楔入的部分,如触角般将巴重镇罕尤尼斯和拉法团团包围。每次加沙局势动荡,以色列能在几十分钟内,将狭长的加沙地带切成南、北、中三段进行扫荡。
  另外,总面积只有北京、天津大小的以色列战略空间极其狭小。以军方就曾开玩笑:飞机一起飞,就必须拐弯,不然就侵犯别国领空。
  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战略位置就显得更重要,一旦阿拉伯国家从东方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定居点将能迟滞阿拉伯兵团的进攻速度,为以色列战略总动员赢得宝贵的战略时间。
  但当以色列取得对阿拉伯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后,“屯兵”早已失去往日的战略重要性,相反,与巴勒斯坦城镇犬牙交错的定居点,更成为以色列的安全负担。
  比如,在加沙,21个定居点,8000余人,却需要至少1万名以色列士兵保卫。有些深入巴勒斯坦人中间的定居点,甚至就是1个定居者生活,10个以色列士兵保卫。
  被占38年的加沙,现在早已成了以色列的“鸡肋”。
  
  “大以色列”梦破
  
  伴随“屯兵”政策的,则是一个“大以色列梦”。
  有胆量深入阿拉伯人腹地“屯兵”的犹太人,大多是极右翼分子,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一样,都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绝不能让外族占领。
  对于撤离加沙,他们就指责沙龙是在“与上帝对抗”。一些极右翼分子已据此对沙龙发出“追杀令”。以色列总统卡察夫也警告:要小心拉宾的悲剧在沙龙身上重演。
  在加沙抗争的定居者,很多是约旦河西岸出生的“定居者第二代”(或被称作“高地青年”),宗教观点更加保守、偏激。这种意识形态和信念的纷争,也形成了以色列社会“我们”(赞成撤离者)和“他们”(反对撤离者)的矛盾。
  在地缘政治学家约西·卡茨看来,“他们”行事更意识形态化,“他们”认为加沙撤离只是第一步,沙龙还会继续让步,但放弃定居点,违背《圣经》,如同世界末日。
  中东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强烈的宗教情结可以说是一个主要原因。犹太人如此,巴勒斯坦人也难例外。
  加沙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也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祖先曾经活动过的地方,穆罕默德的曾祖父据称就埋葬在这里。
  除了地处偏远的加沙,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的宗教情结更严重,牵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情绪,一个具体的让步,可能甚至都不是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就能做出的。
  加沙撤离,犹太人泪水涟涟。这可以理解——他们毕竟在这块被占领土生活了38年,故土难离,但对许多宗教强硬人士来说,还有一个“大以色列”梦的破灭——他们几十年为这个理想所作的苦行僧般的奉献都已付诸东流。
  但沙龙从来不相信眼泪。当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他负责撤离西奈半岛定居点,面临定居者更激烈的反抗时,沙龙调来直升机将定居者强行带走,然后将定居点一一爆炸摧毁。
  为安抚这些极端分子,沙龙也承认,强硬派保留《圣经》中提到的所有以色列土地的梦想已经破灭。
  “我们曾经有一个梦想,我们没能完整地实现这个梦想,但是我们成功地使这个梦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了现实。”他说,摆脱加沙,是保护以色列和保留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唯一办法。
  相对于加沙,西岸对犹太人意义更重大,这既出于历史宗教联系,犹太教多个圣地都在这里;更在于现实状况:在西岸,犹太定居点约140个,定居者20万人,占领的是西岸最富庶和战略之地。
  对沙龙来说,放弃不是“必得之地”的加沙,抓大弃小,丢车保帅,更符合以色列国的最高利益。
  
  为什么是沙龙?
  
  政坛云诡波谲,立场与时俱进。杀伐决断的悍将成为媾和的推动者,在以色列也屡见不鲜。
  阿以和平的第一扇大门是以色列右翼先驱贝京开启的,就是他,同埃及总统萨达特达成了历史性的戴维营协议。拉宾更是“赎罪日战争”中的功臣,但他一旦决定媾和时,就毫不犹豫启动了“勇敢者和平”。
  但沙龙不同。自1967年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一来,他就一直竭力推动定居点建设。以色列《国土报》一篇文章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沙龙一直是以无畏勇士著称,他一直是定居者运动的精神支柱。
  以色列评论家本·西蒙说,右翼仇视拉宾,骂他是国家的叛徒,总还有点觉得拉宾是左派,跟他们不是一类;“问题现在是沙龙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人为新定居点设置蓝图,对右翼来说,沙龙就是他们的家长,现在背叛来自家里。”
  现实就是这样的无情,当年最反对奥斯陆协议的鹰派领袖,现在似乎摇身一变成了口衔橄榄枝的和平鸽,而且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走得更远——即使是最温和的拉宾、佩雷斯政府,当年都不敢这么大规模地拆除定居点。
  美联社说,沙龙如何完成从定居点的建设者到定居点的摧毁者的转变,实在是一个谜。
  但仔细观察沙龙的言行,橄榄枝背后,可能还是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极度不信任。沙龙最近就说:“我母亲曾对我说‘千万别相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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