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忆长征

作者:张 震




  29日,我们团随军团直属队,从土城浮桥过了赤水河。在此前后,总部和其他部队也渡河西进,从而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开始了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部队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疾进,准备在泸州、宜宾间伺机北渡长江。
  蒋介石获悉红军西出川南,急令各路“追剿”军紧追不舍,企图围歼我们于川南地区。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云南扎西地区集中。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决定再次向敌军比较空虚的黔北地区转移。2月19日,我们团在习水县二郎滩二渡赤水,从敌军的包围圈中钻了出去。当晚,部队打土豪弄到一些米酒,我喝了一大碗。由于几次负伤和常发疟疾,再加上极度疲劳,身体十分虚弱,第二天我的头便痛得厉害,全身不能动,就像瘫痪了一样,送到医院,只好躺在担架上。谁料,这一抬就是40多天。
  其间,部队进行了有名的娄山关战斗。接着,重占遵义城,一举击溃了吴奇伟部两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中央红军作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就在这次战斗中,红3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的指挥下,斩关夺隘,担任主攻,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我们10团参谋长钟纬剑不幸牺牲。得知他们牺牲的消息,我心里十分难受。
  在担架上,我由茅台三渡赤水河。红军跋山涉水,连续行军,保护脚比什么都重要。搞到一点茅台酒,大家都舍不得喝,而是用它来搓脚,以减轻连日行军的疲劳。后来,我们又从太平渡四渡赤水,南下贵阳,直逼昆明,终于摆脱了敌军在贵州地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在此写下了他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4月上旬,我总算能站起来了,可以拄着拐棍慢慢行走。中旬抵达北盘江时,我终于扔掉了它,高兴的心情真难以形容。经上级批准,我又回到10团团部,见到了黄珍团长、杨勇政委和邱阜成参谋长。不久,他们决定由我担任通信主任。此时,团部已有电台,工作方便多了。
  4月下旬,我团进入了云南境内,26日攻占沾益,缴获了大批宣威火腿。这对缺粮的红军来说,是一大收获,全团每人背一只火腿,也未能背完。5月初,部队到达皎西地区。这时,兄弟部队占领了皎平渡渡口,我们便改由此处渡过了金沙江,向会理前进。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
  5月8日,红3军团和干部团奉命围攻会理城。开始,我团在城外负责打援。其他3个团同干部团一起攻城,激战整夜,未能攻克。最后,我团也奉命参加总攻,在城东北角进行爆破,炸开了一个不大的缺口。我随邱阜成参谋长带领第二梯队前往增援,在突破口附近的激战中,邱参谋长不幸中弹牺牲,使我又失去了一位好领导!鉴于会理城久攻不克,敌援军又正向我军两翼迂回,中革军委遂命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
  撤离会理后,红3军团继续北上,通过彝族区,以日行军120里的速度,向大渡河急进。5月29日,红1军团左纵队先遣团的勇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畏艰险,夺取了天险泸定桥。我们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急进,180里沿河山路要在半天一夜赶到。这时,敌军的一个旅也沿左岸去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因天黑下雨,都打着火把,敌军吹号同我们联系,我们马上按俘虏号兵交出的号谱回复,他们以为我们是自己人,便相安无事。雨越下越大,敌军宿营了。我们则加速前进,到达泸定桥时,桥上还在冒烟,余火尚未熄灭。我们跑步过桥奔向泸定城,迅速北上。不久,先头部队又夺取了天全、芦山等战略要地,艰难地向前进。红军通过大渡河天险的实践又一次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支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勇往直前的人民军队,是任何敌人与艰险都不可阻挡的。
  
  艰难的北上之路
  
  6月9日,我们团进至大跷碛地区,来到夹金山脚下。12日,我们开始上山,一路上,虽然很艰苦,但由于在山下休息了3天,掉队的并不多。这样,我们顺利翻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到达懋功地区。
  在这里,我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同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在卓克基休息了一天。我们团住在一所寺院里,天气严寒,有的人只好把菩萨身上的布取下,用来做衣服穿,五颜六色的。但这支衣冠不整的队伍,都是经过长途转战保留下来的红军指战员,都是从刀山火海里拼杀出来的英雄!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甘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为夺取松潘,打开北上通道,红军又翻越了梦笔、长板两座雪山,进至芦花、黑水地区。我改任团管理主任,主要是负责筹集粮食,千方百计去找吃的。有一天,我路过军团供给部,他们正在宰杀一头牛。邱创成政委见到我后,便主动送我几斤牛肉,我舍不得自己吃,便带了回来分给大家。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真是牛肉不多情意深。
  7月上旬,我们继续北上,开始翻越打鼓山。经下打鼓、中打鼓、上打鼓,走了3天,来到沙窝山前。此时,部队已翻越了三座雪山,体力消耗很大,又没饭吃,爬山十分艰难。途中,我们看到掉队的同志围着火堆取暖,但喊他们时并不答应,上去一碰就倒下了。成批成批的同志牺牲,沿途都是战友们的遗体。宣传队想喊口号给大家鼓鼓劲儿,可一句也喊不出来,大家只得不说话,做深呼吸,手拉手,慢慢走。仅几百米高的雪山,我们却整整爬了半天,到了山顶,又遇到冰雹,砸伤了不少同志。我路上曾吐过几次血,呼吸甚是艰难。解放后,才知道这是肺病。凭着革命的毅力和战友们的帮助,我才爬上山顶。
  翻越了拖罗岗雪山后,来到毛儿盖。部队住了好些日子。在这之前,红一方面军为同红四方面军统一编制,已将军团改称军,我们红3军团遂改称第3军。这时,又将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混编,组成了左、右两路军。我们3军与第1、4、30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同志指挥,中央、军委机关也随右路军行动。
  8月21日,我们从毛儿盖出发后,开始还能看到稀稀落落的灌木林,再往前走,便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地。草地给人的第一印象很美丽,开满了野花。但对长征北上的红军来说,草地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地上一丛丛野草,地下一片片泥沼,到处散发着腐臭的黑色污水,人踩在草地上摇摇晃晃,稍不注意就陷进泥沼,越挣扎陷得越深,不少同志被淹没在沼泽中。
  我身为管理主任,宿营时要负责分配住处,进了草地后,一片荒原,便无事可做了。部队既无住房,又无雨具,还不时遭到敌骑兵的袭击。同志们带着行军、作战的疲劳,背靠背坐着,任凭雨淋风吹,熬到天明,不少体弱者生病倒下了。行军中,自带的干粮根本不够吃。开始,抓把青稞,添点肉干,喝口冷水,还能勉强填饱肚子。这些吃光了,就只能靠野韭菜充饥,前面的部队还能挖到一点,后续部队连它也难找到。在烈日下行军,口渴难耐,有人就去喝沼泽中的积水,谁知水中有毒,饮后腹胀下泻,又有一些战友因此长眠在草地上。后续部队无需向导,沿着一具又一具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边的部队,到达宿营地。
  虽然苦到了极点,但大家照样有说有笑,纷纷议论着:将来革命胜利了,在这里办集体农场,开着拖拉机四处跑,一定能够大丰收。我们这支红军队伍,就这样前仆后继,接连走了六、七天,8月底终于走出了草地。这是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路程,令人终生难忘。
  我们团在班佑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奉命接应左路军共同北上。9月10日凌晨,突然接到军部命令,要我们团急行军,向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前进。快到阿西时,彭德怀军长带着部队在山上迎接我们。大家一鼓作气,赶到了俄界。后来得知,是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企图危害中央。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毛泽东同志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1、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离开驻地,先行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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