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忆长征
作者：张 震
血战湘江
1934年10月17日，我们红3军团第4师的部队从雩都河畔出发，通过浮桥，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苏区的父老兄弟姐妹含着眼泪，热情相送，嘱咐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
长征开始的一个半月里，我们连续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信丰地区。我们第4师10团与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新田、古陂，西渡桃江。接着，4师首长决定以11团为前卫，向白石圩前进。洪超师长带一个排越过我们团，准备到11团去，刚离开不久，就遭到溃散之敌的偷袭。当我们听到枪声，急忙上去支援时，洪超师长已经中弹牺牲。他是3军团最年轻的师长，牺牲时才25岁。大家怀着满腔悲愤，全歼了这股残敌。
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我因患疟疾，在第五次反“围剿”最后一仗时受伤的伤口又未痊愈，每天高烧，不能走路，沈述清团长和杨勇政委强令我坐了几天担架。一星期后，伤口稍有好转，我就坚持步行，跟着部队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封锁线。
最为惨烈的一仗是湘江战役中的光华铺阻击战。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便调集各路“追剿”军，共25个师近30万人，前堵后追，并利用湘江作屏障，在江边修筑碉堡，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潇水以西地区。中央红军如能轻装快速前进，还有希望抢在敌军到达之前全部渡过湘江。不幸的是，红军仍带着沉重的“坛坛罐罐”，在崎岖的五岭山间小道上缓慢行进，有时一天只走20多里。这就使敌主力薛岳、吴奇伟纵队赢得了追击的时间，而我们则错过了时机，进入数十万敌军预设的伏击圈。幸亏桂系军阀因怕我军逼近桂林或深入其腹地，使蒋介石有借口派兵进入广西，便下令将兴安、全州的堵截部队主力撤到龙虎关、恭城一线，加强桂林方面的防御。这样，敌在湘江的防线就露出了一段空隙，为我所乘。
11月25日，我师奉命向敌湘江防线界首段前进，抢占这一要点。这时，我伤病已愈，又回到3营任营长。27日我营到达湘江岸边，次日渡江进至界首，掩护工兵于当日16时架设浮桥。沈述清团长渡江后，命令我将部队部署在光华铺一带，向兴安方向警戒，从南面坚决阻住敌人，保证后续部队安全渡江。
光华铺地势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林）全（州）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
29日深夜，我营当面发现密集的手电灯光，有部队沿湘江边运动。双方在暗夜中接火，展开混战。我当即派8连出击，但敌人越来越多，双方激战后形成对峙。30日凌晨，国民党桂系第7、15军各一部又向我光华铺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自30日凌晨到12月1日，不惜一切代价，在光华铺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团长沈述清率领1营在与敌反复争夺中，战死在湘江畔。上级决定由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10团团长。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团政委杨勇闻讯马上接替指挥。他打仗从来奋勇当先，几度危急之时，都是他带领全团坚决实施反击，守住了阵地。我营也打得非常艰苦，7连连长谢兴福在上午的战斗中负了伤，一直坚持战斗，中午又不幸身中数弹，英勇捐躯。全营指战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但因伤亡过大，一度被转为团的第二梯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由于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作依托，在江边来回“拉锯”，反复拼杀。晚上，我5师部队赶到，但桂系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面对优势的敌军，5师也打得非常英勇，付出了沉重代价。就这样，我们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任务。
湘江一战，我团伤亡近半。一天之内，两任团长牺牲。他们中间，有我的老上级，有我的好战友，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湘江，我深深为之痛惜，时常念及他们。
整个湘江战役，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终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部队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地。
转战云贵川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命令桂军尾追、黔军西堵，“追剿”军主力赶往湘西南，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途中。12月上旬，3军团奉命缩编，我回到10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没多久，红军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进。后来才知道，当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在我军的前方构筑工事，张网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同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毛主席力主放弃这一会使红军陷入绝境的方案。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蒋介石得知红军入黔，大感意外，急忙调整部署，继续追堵，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敌重兵到达之前抢渡乌江，向遵义前进。我红3军团经台拱（今台江）、黄平、瓮安，向乌江急进。一路上，我们10团是军团的先遣团。我带领侦察排，先行过了清水江，到达桃子台，尔后即前出乌江南岸，侦察渡河地点。1935年1月5日，我们到达茶山关渡口，守敌已逃之夭夭。我们团顺利过江，在遵义以南的懒板凳（今南白镇）一带，负责控制遵义到贵阳的公路，阻敌北进。这时，传达了党中央要在这一带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于是部队积极打土豪，建立苏维埃，扩大红军。
为了解贵阳到黔西一带敌人的活动情况，陈连华团长、杨勇政委派我带侦察排到黔西去侦察。城里人很多，生意兴隆。我突然发现街上有国民党中央军贴的标语，走近一看，有的糨糊还没有干，我即问当地群众，他们说中央军在此过了两天，今天早上才过完，往刀靶水去了。我们急速返回甘棠，部队已经开拔。团长、政委给我留了一封信，说情况有变，目标遵义，要我迅速赶上。原来，国民党中央军已渡过乌江，追了上来，我5师在刀靶水遭敌袭击，受到一些损失。黔军王家烈部也正向我军逼近。我们边打边走，来到了遵义。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受到损失的教训，纠正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屡经挫折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遵义会议还作出了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当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大约是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后才听了传达。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联想起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处处碰壁，被动挨打，牺牲了无数的红军干部战士，原因在哪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使积在我们心头一年多的疑团解开了，感到红军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急令川军在长江北岸构筑工事，全力防堵，同时调集中央军、黔军、桂军、滇军共约40万兵力，企图将我军围歼于贵州境内。
我中央红军这时只有3.7万人，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迅速北渡长江，是为至要。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28日拂晓，我第4师由张宗逊师长、黄克诚政委率领，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与敌教导师接触，双方展开激战，直至中午，敌人越打越多，杨勇政委也负伤了，我腿部被炮弹片划伤。后来得知，是情报不准。敌军远远不止我们原先判断的3个团，而且有相当的战斗力，其后续部队几个旅也迅速增援上来。于是，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