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二十世纪美国修辞的宣言

作者：刘亚猛

听”作为发现和抓住对方弱点，以便压倒对方的一种策略性手段，而是着眼于探索、发掘出埋藏在双方分歧下的深层共识，达到“求同”这一根本目的。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以“倾听／求同”作为其修辞规范事关重大。美国社会之所以矛盾重重、问题丛生，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广为实行“倾听／求同”修辞，并听任其对立面，即被他谴责为“诡辞”(Rhetrickery)的一切打马虎眼、不诚实、通过误导造成误解并产生其他种种危害的所谓“交流艺术”(9—11)，在主流话语中畅行无阻。全书结尾部分就当代美国科学与宗教的尖锐对立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战争”提出一个更加充满争议的观点：如果这两个似乎水火不相容的领域在交往中真正认真听取和理解彼此的深层道理，则人们不难在二者的思想根源处发现许多共同点(161—167)，并懂得爱因斯坦为什么会说“少了宗教的科学是瘸子，少了科学的宗教则是瞎子”(153)。
　　考虑到布斯在书中清楚表明他本人“一生热诚信仰科学”，这里提到的“宗教”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广义的精神追求。然而本书的读者很难避免一个印象，即布斯对自己所坚持的修辞观以及所提倡的“倾听／求同”修辞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执着。他坚信通过改造我们的修辞，一切误解、对立和冲突都可以得到克服。然而这一信念是否现实?利害关系冲突的社会集团是否可以仅通过善意地“互相倾听”找到共同立场，并通过平心静气的论辩和说理解决分歧?西方传统和实践意义上的修辞历来一直同时是理解和误解、正道和邪道、说服和蛊惑、道理和诡辩的孵化器。我们究竟应该在接受这一两面性的基础上寻求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的方略，还是象布斯那样，试图通过严格界定和扬、抑“好”、“坏”修辞从根本上兴利除害?除了理想主义的天真之外，布斯对修辞的表述还存在其他一些明显缺陷。例如，他一方面不假思索地接受两方学界当前的共识，认定实证主义的兴起造成了修辞长达几个世纪的“没落”，另一方面又主张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许多随着实证主义思潮一起兴盛起来的现代学科都应该被看成是修辞的分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个观点其实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又如，他的理论视野基本上局限于美国二十世纪的话语实践，忽略了修辞作为一门学科和研究领域在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正在作出的重大调整。他对“倾听／求同”修辞的表述显然是以修辞互动双方同属于一个文化为大前提。这一设定流露出潜藏于其理论思想深处，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的一种偏狭的地域主义。受这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观念的局限，他对二十一世纪的修辞面临的最大挑战，即隶属于不同文化的修辞者和修辞对象如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修辞互动，通过相互倾听和理性论辩达到克服分歧、相互说服的目的，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兴趣。
　　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关于修辞的修辞》十分值得我国修辞学界一读。布斯权威地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修辞研究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理论上取得的成就及其自我认识尤其是自我追求。他对修辞的本质以及修辞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表述，尤其是对修辞教育重要性的反复强调，对于我们反思当前语言研究领域和人文学科的关系，对于提升我国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甚至对于我国修辞学界如何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当代中心任务贡献力鼙，都不无深刻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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