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二十世纪美国修辞的宣言
作者：刘亚猛
对于我国修辞学界，韦恩·布斯(Waynec．Booth)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既是将修辞视角和修辞方法引入文学批评的始作俑者，也是这一异军突起的新批评模式最为成功的实践者。在他1961年的成名作《小说修辞》中，布斯应用修辞概念和范畴重新审视了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率先提出了有别天“真正作者”和“真正读者”的“暗含作者”和“假定读者”这两个概念，并使叙事的“可靠性”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议题，对叙事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随后推出的一系列著作，包括《反喻修辞》(A Rhetoric of lrony)和《我们的交流圈子——小说的伦理学》(The Company We Keep：AnEthics of Fiction)，无不继续在不同语境内就如何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修辞形态加以解读提出了深刻独到的原创观点。这些作品丰富了当代批评理论，并为布斯自己赢得“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的美誉。他本人对这一称号却不那么热衷。在布斯于2005年10月谢世之前，他一向将自己定位为“修辞学家”和“教师”。这两个称号对他来说都名副其实。他不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代名师，而且是广受欢迎的《教师这一职业》(1988，TheVocation of a Teacher)的作者。而仅凭“修辞”作为核心词在布斯主要作品的名称中频频出现这一点，人们就不难看出他跟这一学科的渊源有多么深。如果说这位集教学大师和教育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将自己称为一介“教师”表现了他一生平易低调的作风，布斯几十年耕耘于一个文学批评是显学、修辞研究被边缘化的西方学术界，却坚持以“修辞学家”自我标榜，则显露出他我行我素，不随学术大潮之波逐常规价值之流的一面。他一生的两大追求，即在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上做到独立特行以及将修辞构筑成堪当指导一切交流活动重任的一门基础学科。在他临终前不久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书出版于2004年10月，名为《关丁修辞的修辞——对有效交流的求索》(TheRhetoric ofRHETORIC：The Quest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的力作是英国著名的布莱克维尔(Blackwell)学术出版社近年推出的“布莱克维尔宣言”丛书之一。列入这套丛书的作品如Jean—Michel Rabate的《理论之前途》(The Future of Theory)和Terry Eagleton的《文化是怎么回事》(The ldea of Culture)，都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作者既是文化和话语研究某一重要领域极有影响的权威，又以鲜明的学术个性和独到的理论视野著称。其二，作品的基本观点卓尔不凡，相对于学界大多数实践者来说，不免有曲高和寡甚至匪夷所思之感。其三，作品意在就当前面临的某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公开宣示一个不无争议的态度，以期影响、干预和改变知识界乃至整个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布斯这本也不例外。从书名开始，他就提出一个与学术、教育、知识界多数人(更不用说一般公众)的见识大相径庭的修辞观。书名《关于修辞的修辞》中的第二个“修辞”除了布斯之外的任何一位作者或许都会考虑用“论述”、“分析”、“理解”、“诠释”等来取代。布斯不这么做。他认定不管是“论述”也好、“分析”也好还是“理解”、“诠释”也好，所有这些言语行为都以产生某种效果为根本目的，因而在本质上都是修辞。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任何时候，如果任何人有意通过应用包括言辞、表情、动作在内的符号和象征手段在另一个人身上产生某种效果，他就是在使用修辞”。对他来说，修辞应该被理解为“由人类共享，可以在其他人身上造成各种效果的一切资源。这里所说的是伦理上、实际事务上、情感上和智力上的效果，包括一切跟人格修养、人际关系、政治事务、美学感受、学术研究相关的效果”(Vi)。
好像觉得这一包罗万象的定义冒犯的人还不够多，布斯又毫不客气地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批评等学科的话语，甚至包括“科学话语”，都界定为一个大修辞的各个分支，因为“所有这些领域都依赖修辞以便进行它们各自的论辩。它们就本学科宣认的各种观点进行辩论时所触及的其实大多是修辞问题”(Xii )。他以科学话语这一最难啃的硬骨头为例，邀请读者翻翻甚至是那些所谓“硬科学”领域的出版物，看看其作者是否对所论述观点表现出某种情感投入，是否通过语言投射出某种值得信赖的人格并借助了人们普遍信仰的权威，其论述是否依赖某些被当作理所当然，无须也无法证明的常识、常理、“根据”(warrants)，是否使用了隐喻、类比等辞格。他自己则以爱因斯坦的著作以及DNA的发现者JamesD.Watson和Francis Crick共同发表的那篇宣布其伟大发现的著名论文为例，通过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解读，对上述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57)。
科学与修辞的关系一向是修辞学家轻易不触及的敏感问题。布斯之所以碰这个硬，主要还是由于他认为非此不足以从根本上摆脱“实证主义”这一套在人文学科头上的枷锁。实证主义信奉“(自然)科学是唯一的正确知识，只有事实才可能成为知识的对象”，将“修辞(以及生活本身)所提供的各种论辩资源”与“知识／理性／证明”加以对立和分割(56—57)。它在整个智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造成的后果在布斯看来是极其严重的。在宏观层面上，实证主义的泛滥割裂了人类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对物质世界的探索，使二者日益对立。在具体领域，比如说学术、教育领域，它导致了修辞学科的没落和人文传统的凋敝，使得那种认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正道，因而也必须支配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科学主义”(scientism)大行其道。
布斯大声疾呼，希望全社会正视不注重修辞教育的严重后果：“忽略修辞教育将威胁我们的生活。任何国家如果不对其公民进行[修辞I培训，使他们能够对天天如洪水般朝他们盖过来的错误信息作出批判性反应，则这个国家必将陷于麻烦之中”(89)。他认为修辞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教学生如何区分好、坏修辞，以便他们能在日常交流中增进理解、消除误会。他进一步提炼、阐发了自己在《现代教条和同意修辞》(Modem Dogma and the Rhetoric of As- sent／1974)这一修辞理论名著中表达过的观点，提出“好修辞”至少应该是他所谓的“倾听修辞”(Listening Rhetoric)，也就是以原原本本地理解——而不是不由分说地曲解——对立意见为前提的交流模式。理想的修辞必须不仅“倾听”，而且不以“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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