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

作者:游汝杰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提要 方言与普通话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并不互相冲突,而是互相补充。在当前的上海,存在双重语言现象和双层语言现象,普通话正在演变为高层语体,而上海话正在演变为低层语体。近20年以来,上海人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明显的减弱。方言是变化发展的,古今上海话不同,上海话的特点因时代不同而不同。普通话与方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有益的成分。两者将长期共存,和谐发展。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普通话方言双重语言双层语言 高层语体低层语体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交往日渐频繁。作为人们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语言也突显其重要性。普通话是当之无愧的全民语言,方言区也有越来越多的居民学会和使用普通话。在方言区,普通话的地位日渐提高,方言的地位日越式微。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世界上很少有单一民族、单一语言或方言的国家。只使用单一语言或方言的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较接近这种类型。许多国家虽然都有“官方语言”,但在社会交际上却是长期稳定地使用多种语言。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民系、多方言的国家。多种语言和方言的并存并用现象,是由它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不是行政命令或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正确的态度是让它们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共存并用,和谐发展。
  社会语言学的理念和调查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本文即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以上海话为例,讨论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一 普通话的国语地位
  
  一个国家如果有两种以上语言或方言存在,就有语言地位问题,即应该以哪种语言为国语?以哪种语言为官方语言?是否要实行双语制或多语制?以哪种语言为地区官方语言?
  在我国,普通话是法定的国家通用语言,也即国语。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普通话的国语地位是毋容置疑的。凡现代国家皆有国语,以满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现代化要求。所谓“国语”应该通用于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域:国歌、政府部门的公务和公文、教育、电视电台、出版物、公共交通、外交、军事、涉外商务等。目前普通话在上海正是如此。
  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普通话开始在全国大力推广。在当年的上海,普通话的普及率并无统计资料,不过可以估计普及率还是很低的,至少普通话还不是大中小学的教学语言。50年后的今天,在上海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人口已占全部人口的70.47%,比全国平均的53.06%高出17个百分点,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台北的国语沟通度已高达98%,超出上海甚远。在全国包括上海,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仍然是当务之急。
  
  二 高层语体和低层语体
  
  许多语言除了有一般的方言外,都有超方言的变体。一般的地域方言称为“低层语体”(lowvariety),超方言变体称为“高层语体”(high variety)。例如在瑞士,标准德语是高级语体,瑞士德语是低级语体。在巴格达,古典阿拉伯语是“高级语体”,一般阿拉伯语是“低级语体”。双层语言可以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也可以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例如在海地,高层语体和低层语体是可能出现在下述不同的场合,见表1。(Ferguson 1959)
  在上海这个言语社区里,目前的现实是:普通话是国语,也是高层语体,上海话则是低层语体。高级语体用于书面语言和较正式的场合,例如政府办公场所、政府工作会议、课堂教学、电视新闻、机场播音等,低级语体则多用于非正式的场合,用于一般市民日常生活沟通,如家庭生活、日常闲聊、小商店购物、地方戏曲或曲艺等。
  不过,必须指出,在目前的上海,高层语体和低层语体的分别并不非常明显,不像上述巴格达那样典型。例如到政府机构或银行办事,如果双方都是上海人,谈话大多用上海话进行。在家庭生活中,父母亲也可能用普通话跟年幼的孩子交谈。只是与50年前比较,高层语体和低层语体的分野越来越明显。将来的发展,两者的分别可能会变得非常明确。
  
  三 双重语言和双层语言
  
  “双重语言”(bilingualism)是就语言的使用能力而言的,即社会成员个人有能力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例如在香港有许多人具备英语和粤语两种语言的使用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称为双重语言人(bilingual)。
  绝大多数上海人都是双重语言人,即兼备上海话和普通话的能力。不同的调查报告表明,近20年来,上海人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雷红波2005年6月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新派上海话的词汇变异——兼谈上海方言的保护问题》,复旦大学《社会语言学》课程小论文)可以说明这一点。此项调查以11名上海市区20-30岁的青年人为调查对象,以1989年出版的《上海的方言俚语》一书所列的方言特征词作为词表,调查了他们对这些15年前记录的上海方言词汇的掌握状况。同时也对该书中提到的童谣、谚语等的保留状况作了调查。词表包括常用两大部分:名物类词语以及相关短语;特殊的方言动词。其中第一部分又分若干小类。被调查者须对下列三种使用情况作选择:A经常使用,B能听懂但很少或不使用,C不能听懂也不能使用。调查结果着重分析词汇衰退和废弃的现象。调查结果表明,在26项中,只有天象、地理、农业、文化教育和植物五类词汇,选择C项的比率超过25%。总计1919个词,不再使用的有273个,只占总数的13.39%。此外,在调查的196个方言特征动词中,不再使用的有26个,为总数的13.27%。
  考虑到以下三因素,15年中上海话词汇衰退率是很低的。这三个因素,一是上述上海的方言俚语有一部分是老派词语,当年的青少年就已不用。二是词汇是开放的系统,任何被调查者都不可能掌握本地方言的全部词汇。三是任何方言的词汇在任何时代不断更迭都是正常现象。换句话说,青年人不再使用一些老年人的词汇,同时增加一些老年人不用的新词汇,这是语言发展的常态。
  双层语言现象(diglossia)是就语言的社会功能而言的,即在同一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并存的现象,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在语言使用上有层级之别。双层语言现象在中国是普通存在的,方言区的居民大多也会说普通话,因场景不同选用普通话或本地方言。上海即是一个双层语言社会,即在公共场合通常使用普通话。在另一些私人场合则流行上海话。
  有一项较深入的调查,可以进一步说明上海的双层语言现象和上海人的语言态度。这项调查一共设计了六个谈话场合:对方是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对方是说普通话的上海成年人、对方是说普通话的上海小孩、对方说上海话、郑重其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引用成语或谚语。受试者根据自己的实际语言使用情况,在“肯定用普通话”、“可能用普通话可能用上海话”和“肯定用上海话”三项中进行选择。被调查者一共40人,分四个年龄层:6-18岁的中小学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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