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试论和谐语言生活的构建
作者：周 芸 崔 梅
作为某一团体成员代表的“代言者”(spokesperson)、传递某一团体信息的“传声筒”在这五种角色中，大众传媒最不应该充当的就是未得到作者授权而私自传播“小道消息”或“虚假信息”的话语角色：如果充当了这种角色，大众传媒就必须对其传播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其次，要充分发挥引导和沟通的功能。语用学认为，人类使用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如向别人“陈述”或“许诺”一件事、“请求”别人帮忙、对他人的行为发出“警告”等。语言交际这种“以言行事”的特点告诉我们：传媒语言一方面应努力为人们营造和谐语言生活的舆论环境，使一切有利于和谐社会建构的语言活动得到宣传、支持和肯定，从而倡导全社会形成一种语用和谐的主流思想：另一方面应通过高科技的媒体传播渠道。不断提高语言信息处理水平，让不同群体或阶层的人们相互理解、彼此协调、和睦相处，从而推动我国当前不断加快的改革开放的步伐。
我们在进行云南省普通话与方言使用情况调查时，特别关注了一下受众对大众媒体使用普通话和方言的态度。以下表1至表3即为调查获得的数据：
由此可见，受众对大众媒体使用普通话和方言的态度相当灵活：而这种灵活则是与大众传媒传递内容的正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的——对于严肃性、高雅性的内容，受众倾向于大众传媒使用普通话；对于随意性、娱乐性的内容，受众则倾向于大众传媒使用方言。这种语言态度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传媒语言只有为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才能发挥它在建构和谐语言生活中的独特作用。
四
自从人类社会形成民族且不同民族形成自己的语言后，不同的语言便因凝聚着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长期以来对世界的独特认识和独特经验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民族认同标记”，并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本民族与外民族之间的交流。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为了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同民族之间往往会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或多或少的接触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特定民族文化载体和保存民族属性特征重要因素的语言，便使我们的语言生活产生了“跨文化交际”的问题。
通常，跨文化交际不仅包括国际间的跨文化交际，而且还包括跨种族、跨民族交际，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群体之间的交际。本文仅讨论国际间的跨文化交际、跨种族和跨民族交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不同民族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往往会引起语言在结构、功能等方向的变化。不同民族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借用现象，一个民族的部分人掌握外民族语言的双语现象，一个民族的部分人或全部人放弃本民族语言专用外民族语言的转用现象，等等，都是这些变化的具体表现。就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而言，跨文化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主要有：
首先，尊重民族感情，主张“语言不分优劣”。语言是维系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人们在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的时候，往往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如果某种民族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优于其他民族，那么这种感情就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如果这种民族感情过于狭隘，唯本民族语言至上，甚至将其与民族、种族的特点联系在一起，那就不可取了。世界上任何民族的语言尽管千差万别，但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都能满足本民族交际的需要。因此，文化可以有“发达”和“落后”之分，但语言没有“发达”与“原始”之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在制定语言政策和进行语言规划时，历来主张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社会地位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等问题也十分重视。这些对构建和谐语言生活都是十分有利的。
其次，合理借用外民族语言，增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沟通。随着当前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不同民族之间接触的频率越来越高，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广，用本民族语言或外民族语言同外民族进行交谈的机会也明显增多了。于是，借用外民族语言中的词语、结构规则，便成为当前人们语言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就云南省省内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来看，纳西族、傣族和阿昌族等少数民族都直接借用了汉语中有关政治生活、机构名称、高科技生活用品、娱乐生活等方面的词语，如“共产党、电视台、洗衣机、胶卷、舞厅”等；就云南省各民族和外国人之间的交流来看，越来越多的云南人开始与外国人频繁接触。仅以云南师范大学为例，学校自九十年代初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以来，至今已招收了近4000名各国长短期留学生，培训东南亚国家汉语教师近500名；留学生人数持续每年递增30％以上。在这样的语言生活中，很多云南人逐渐懂得了如何与外国人进行交流和沟通；一些生活在风景旅游区或外国人居住区的汉族甚至少数民族还能用简单的英语单词跟外国人进行交易。总之，合理借用外民族语言，不但是丰富本民族语言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且它作为一种特定时期民族关系的“见证”，能够较好地维系和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和沟通。
第三，适当进行双语交际，谋求不同民族之间交际的和谐与融洽。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很多生活在汉族集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还听得懂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而居住在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汉族则在使用汉语的同时也能听得懂一种或几种少数民族的语言；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在彼此都懂得对方语言的前提下，还会出现少数民族说汉语、汉族说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如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的汉族能听懂彝语或哈尼语，有的彝族兼用哈尼语或汉语，有的哈尼族兼用彝语或汉语：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怒族大多兼用傈僳语，有的傈僳族兼用怒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德昂族兼用傣语。如果说这种双语现象是不同民族的群众为了谋求和睦交往、融洽人际关系而自然形成的，那么我们从和谐语言生活的角度就完全可以肯定它的存在价值了——一种不同民族的群众齐心协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重要方法。
综上所述，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是当今社会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研究和谐语言生活能够为我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条新的通道。当然，和谐语言生活并不是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形成绝对整齐划一的语用行为，其关键也并不在于“无差别”、“无个性”：它的关键在于面对现实的语言生活，使全体社会成员丰富多彩的语用行为呈现出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状态，属于一种多种语用行为协调、平衡发展的语言生活。作为构成其要素的人们的语用行为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就其实质而言，和谐语言生活是建立在语言风格的多样性和协调性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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