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论“建立自己的汉语辞章学”
作者：郑其镇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以其鲜明的特点著称于世。反映中华文化的语言、文学，更是这样，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风俗习惯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在语言运用中，其语音、字形、词语、句子结构、修辞方式、艺术手法更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应该根据“汉语自己”的特点来建立“自己的汉语辞章”艺术之学。
一、要建立自己的汉语辞章学
吕叔湘先生说：
我们能够逐渐建立起来自己的汉语词章学
……
“自己的”，不是西方的，也不是日本的。张志公先生说：
汉语是非形态语言……非形态的特征影响到语音、语汇、语法以及文字、应用等各个方面；但是，人们一直没有把这一特点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来研究。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是从引进西方语言学开始的，而西方语言学是以形态语言为基础而产生的，根本没有把汉语考虑在内。……我国不少语言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很想探求汉语的特点，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值得我们敬重、学习，并加以发展。可惜往往由于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太深，摆脱不了西方语言学的制约(这里有学术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因而有许多问题和矛盾解决不了。接着，他分析了汉语语音、语汇、语法的诸多特点，并以此反观汉语研究的实际，指出：
汉语既然是非形态语言，就没有形态学这个部分，所以，我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过：我们整个语法间架，从马建忠引进西洋语法到今天，就不适合于汉语。其责任不在马建忠，他的功劳很大，使我们知道语言有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规律。仅仅这一点常识，对我们就非常有用。
这一分析，一分为二，很客观，很实在。他最后指出：
以上我说了汉语语法的几个方面，研究辞章学要结合这些特点去考察。尤其是汉语语法组合的灵活性、简易性，更使语法与辞章学密不可分。我设想这样一条路：从学术角度说，要对汉语语音、语汇、语法分别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应用角度说，要把这几个方面融合起来，形成一门具有桥梁性的辞章学；从语文教学上说，则要采取辞章学的路子，按辞章学的系统组织教材、设计教法。从而达到培养提高听说读写的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的目的。
在建立汉语辞章学方面，吕叔湘、张志公是首倡者。继起的有上海、山东、福建、台湾的众多学者，已推出论著二三十种好几百万言。诚如高万云教授所说，在大陆学者中，“用力最勤，成就最大。认识最到位的应该是郑颐寿”。(台湾的是陈满铭，另文再评介。)
二、突出汉语特点，建立汉语辞章学
中华民族观察事物重全局、重整体，从全局、整体中认识其各个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综合思维，以之来驾驭、整合分析思维。中医看病，把“病”放在人体的整体中考察、分析，然后处方治疗。这就形成了中医学。语言的艺术也是这样，这就是辞章学最突出的特点：融合性、一体性等。郑颐寿辞章学论著就体现了这类特性。下文仅举一例，以示一斑。
原诗：小篷船，运肥到田间，
橹摇歌响闹翻天。
来自柳树云，进入桃花山。
改诗：小篷船，运肥来。
橹摇歌响悠悠然。
穿过柳树云，
融进桃花山。 (民歌《小篷船》)
上例是从语言代码形式(加黑点的词语的运用)着眼，分析它对表达内容，即景物、思想、感情、“画面”、“诗味”(“情景”、“意境”、“劳动的愉快、自得的情意”)的作用，论析“辞”与“意”的辩证法。此例“原诗，语法通，逻辑对，但修辞不如改诗好。原诗之‘来由’、‘进入’，表意是准确的，但是比较一般；改为‘穿过’、‘融入’，使人的活动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成为完整的画面……”动静相生，诗味浓郁。“穿过”，不仅写出篷船的迅疾，运肥的繁忙，而且把深密的绿柳、无边的春色尽力点染。“融进”，写出小篷船渐渐隐去的情景，色彩明丽，意境深远，劳动的无限乐趣溢于字里行间。“闹翻天”，与清晨安谧和谐的气氛不协调；改为“悠悠然”，把和平劳动的愉快、自得的情意，表达得准确而充分。修辞，在美化语言、增强辞章效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改诗，运用辞章学之规律进行琢磨。运用了表心律、适境律、得体律和常格律、变格律和化畸律等；运用词汇学(如将“来自”、“进入”改为“穿过”、“融进”)、语音学(“天”改“然”，以便与“山”押韵)、语法学(如作为动词谓语的“来自”改为“穿过”)、修辞学(如“融进”这一比拟的方式)以至诗学(如意境的创造)等。这就是辞章学融合性的体现。这些改动，都是“立足全篇，扣紧主题，辨认体式，协调风格”。这又是辞章运用一体性的要求。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汉语这种“非形态语言”的特点；体现了“来”、“然”、“云”、“山”这种“以元音为主体”、“发音响亮”和汉语特殊的语调而造成的音乐美的语音特点；体现了“灵活性”、“丰富性”的语汇特点；体现了“组合法”的句法特点。
三、从丰富的汉语辞章论中总结、抽象出“自己”的理论体系。
语言的运用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一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现实、文化背景、具体场景有联系；运用者，是“人”，有说写者、听读者。这些又构成一组组双向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就是郑氏从先秦之孔子、孟子、墨子、晋之欧阳建等语言论中总结出的具有综合思维特点的“四六结构”的理论框架。这是一种哲学思维。郑氏由“点”(“四元”)。到“线”(“六维”)。、而“面”(四个三角关系)。，建构了“体”(“四六结构”)具有十分浓厚民族特色。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凡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都是人类共通的。“四六结构”理论和外国有关语言学科的理论，也有不谋而合之处。比较而言“四六结构”显得更简明，更周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和辩证法。即以其中“鉴识”一词而言，其含义远比借用国外的“批评”更具民族性。“四六结构”颇具哲理，因此，它既用辞章学，又与文学论、创作论、传播论等可以相通。
四、尽量运用中国的术语。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在郑氏的辞章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变格”一词，在中国的书法论、绘画论中已用得很普遍，大众并不陌生。叶圣陶还把它用进修辞学中。既然已有“变格”，再根据哲学的观点，配上“常格”一词。常格、变格，合称“健格”，再由此衍生出“畸格”。这很自然，且合辩证法。
西方之修辞学与汉语的辞章学义近，但是汉语辞章学是“大修辞学”或称“广义修辞学”。为了区别于国内“一般理解的‘修辞学’”，我们选用“辞章学”这个汉语特有的术语。“辞章”一词，在1500年前已见于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明、清时期已有“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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