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朱熹论修辞本质的实践意义

作者：李士金

　　
　　三、朱熹从徽宗的“败盟”深入分析修辞本质的实践意义
　　
　　朱熹在讨论修辞立其诚的最高层次时，几乎都是用最高统治者的事例来说明问题，他继续分析北宋灭亡与修辞本质之关系说：
　　又契丹亡国之主天祚者，在虏中，徽宗又亲写招之，若归中国，当以皇兄之礼相待，赐甲第，极所以奉养者。天祚大喜，欲归中国，又为虏所得。(天祚故为虏人所杀。)由是虏人大怒，云：“始与我盟誓如此，今乃写诏书招纳我叛亡。”遂移檄来责问，檄外又有甚檄文，极所以骂詈之语，今《实录》中皆不敢载。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张彀来，不奈何，斩其首与虏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起其轻侮之心。然阿骨打却乖，他常以守信义为说。其诸将欲请起兵问罪，阿骨打每不可，日：“吾与大宋盟誓已定，岂可败盟!”夷狄犹能守信义，而我之所以败盟失信，取怒于夷狄之类如此。朱熹举的这个例子是非常典型而有意义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是血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决不是说说而已的文字游戏。契丹的亡国之主天祚在敌人的阵营中，徽宗作为一国的最高领导人竟然亲自写：书招降，说你如果归顺中国，我将以皇兄的礼节对待你，赐给你很大很好的房子，让你过非常非常舒服的生活。天祚一看有此“好事”，就大大地喜欢，想归顺中国，但结果被虏人捉拿了，并且将其杀掉。不但天祚丧了命，从此引起了虏人的愤怒和谴责：你们开始与我们有这样的盟誓，互相维持现在的和平，不准侵犯对方的利益，现在却写诏书招纳我们的叛亡。你们失信了!朱熹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北宋皇帝自己自找的，人家骂了你，责问你，你无话可说，连《实录》中都不敢记载。连环的结果是，把介绍归顺的人张瑴招来杀了，不但杀了，而且斩了首级给与虏人。不但斩了首级给与敌人，还说了那么多“道理”解释天祚的事：那不是我们的本意，那是误会，等等。这样，对方怎么能不轻视欺侮你呢?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的阿骨打却很精明，他常常用守信义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他的手下将领想请他就此起兵问罪，阿骨打总是不同意，说：我们与大宋的盟誓既然定下来，怎么可以败盟呢!朱熹为此十分感慨：“夷狄犹能守信义，而我之所以败盟失信，取怒于夷狄之类如此。”在这里，朱熹没有任何大汉民族主义的味道，他讲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则对，错则错，决不偏袒任何一方。说到底，人们的说话修辞具有普遍的社会实践意义，决不是纸上谈兵的游戏。从层次上说，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说话修辞就更加要“修辞立诚”，更加要“谨夫所发以致其实”，因为你所说的必是你所做的，否则将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谓一言足以丧邦，一言足以兴国。你宋徽宗为什么要在不应该招降纳叛的时候招降纳叛呢?你宋徽宗为什么要在已经与人订立盟约以后失信败盟呢?你宋徽宗为什么又要杀了归顺的中间介绍人呢?你宋徽宗为什么要在失信败盟后说那么多假话掩饰自己的罪过和空虚呢?你宋徽宗为什么连一个少数民族的阿骨打的信义都没有呢?你既然做了一国的皇帝君主，为什么不在政治上努力追求尧舜的优良传统呢?朱熹对此种种有很多的分析和讨论。他深知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或层次愈高，他说话修辞的影响也就愈大，对他说话修辞的要求也就愈高。这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必然性要求。如果违背了这个规则，我们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上述宋徽宗和阿骨打之间的“盟誓”修辞关系，就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外交关系。宋徽宗说话修辞一错再错，丧失信用，丧失人心，颠倒错谬，不但使自己丧尽了脸面和人格，也使一个民族在当时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和自信，其覆国败亡的结果不言而喻!如果宋神宗和宋徽宗等北宋的领导人能够理解修辞的本质：讲明天下之义理，开发心之知识，然后力行固守、终身不渝!那就决不会轻于用兵，挑起事端，决不会对少数民族出尔反尔，败盟失信，从而也就决不会最后导致覆亡的命运。一个国家和民族，首先要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才能知彼知己，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人创造了语言文字，能够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交流人们的思想感情，是人类文明进展的最重要的标志，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就要做到，不能做到的就最好不说。如果我们说话修辞能够“立诚”，能够守信用，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必将得到很大的益处。反之，如果说话修辞不能“立诚”，不能守信用，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必将受到很大的损害。朱熹深刻认识到修辞本质的实践意义，而且从最高的层次分析、探索、强调修辞本质与社会历史发展辨证关系的实践意义，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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