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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论修辞本质的实践意义
作者：李士金
关键词 朱熹 修辞本质 实践意义
一、朱熹对修辞本质关系社会生活成败的一般认识
朱熹认为：“文字之华靡、事业之恢宏”别无歧路，本质上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那就是：讲明天下之义理一开发心之知识一然后力行固守、终身不渝!在这样一个追求理想人生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立德立功立言。人类修辞的行为是形式或手段，而不是人生社会的实质，修辞的本质在于沟通、交流思想感情，使社会人民和谐合作，共进共赢。
他在《答巩仲至》第四书中说：“所谓修辞立诚，以居业者欲吾之谨夫所发以致其实，而尤先于言语之易放而难收也。其日修辞岂作文之谓哉!”意思很清楚，修辞必须立诚，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需要人们谨慎地说话、实实在在地说话，否则，一句话说出去了，就像水泼出去难以收回一样，很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修辞不是一般的作文游戏，而是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成败，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朱熹在与学生讨论时说：
“古人云：‘左史书言，右史书事’，今也恁地分不得，只合而记之。”直卿日：“所可分者，事而已。”日：“也分不得。所言底，便行出此事来。”这里关于言和事的讨论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从历史记载的传统而言，左史书言，右史书事是分类的需要，既要秉笔直书，又要有条理，而今天记载历史的人于言和事不加分别，记在一起，朱熹对此是不满意的。但当学生直卿认为能够分开的不过是“事而已”时，朱熹就指出了学生的误解，分析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说，“事”和“言”是不能分的，“所言底，便行出此事来。”你说出来的就应该做到，否则必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后果。“所言底”，就是修辞的结果，“行出此事来”，就是实践的结果，言行必须合一，这里的“言”指的是正当合理的“言”，“行”也就必然是正当合理的“行”。言和行在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是丰富复杂的，有不好的言，不必要也不能按照这个“言”去行，有好的言，应该而且能够按照这个“言”去行。但我们看到的又往往是这样的情况：不好的言，人们偏偏照着去行，好的言，人们偏偏不照着去行!比如说家长希望子女认真读书，说的是“好的言”，但子女就是听不进去，甚至辍学到社会上去游荡，这伤了天下多少父母的心啦!而那“不好的言”本不该听，一些人不但听，而且照着去做。比如偷盗是违法犯罪的，却有不少青少年听从“前辈”的话，干起了偷盗的勾当。朱熹对这些社会复杂的状况是很清楚的。但他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嘴上说的，与实际做的不一样，嘴上说的是“好的言”，实际上做的却是那“不好的言”，这种情况——社会文化体系中没有诚信的良性循环——对社会的危害比其他问题对社会的危害要严重得多，不能不加以高度的关注。
二、朱熹从正反两个方面探索修辞本质的实践意义
1、宋太祖为什么立得许多事?
也许人们会问：难道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回答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为此，朱熹曾经举过很多的实例来分析说明，朱熹回顾历史说：“当时艺祖所以立得许多事，也未有许多秀才说话牵制他。到这般处，又忒欠得几个秀才说话。”“艺祖”是指宋太祖，朱熹认为，他之所以成就了许多事业，是因为没有许多秀才说话牵制他。这个“说话”当然是不恰当的说话修辞，是不切实际的空话、闲话。没有这些空话闲话左右牵制最高领导人的行为，他就能按照既定的正确方针实行实做，就能够使社会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但是，朱熹认为，到了统治阶级的高层迷失了正确方向的时候，如果该说的也不说，同样不利于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作为知识分子(秀才)，应该把自己的见解勇敢地说出来，供统治者作为社会治理的参考，只要我们说话修辞是出于公心，是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就可以而且应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认识。朱熹认为，太祖的成功在于，人们都愿意说实在的话，做实在的事；后来的最高领导人(神宗、徽宗等)失败在于，人们不敢说真话，要讲就只能讲假话。显然，这与最高领导人的道德素质能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2、宋神宗没有德能理解修辞本质的结果。
朱熹又举另一个皇帝的事实说：
神宗锐意为治，用人便一向倾信他。初用富郑公，甚倾信，及论兵，郑公日：“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郑公只要不做，说不合。后来倾信王介父，终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着，费了无限财谷，杀了无限人，残民蠹物之政皆从此起。西蕃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夺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审，便命官发兵去守，依旧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归朝廷，又发兵去迎归，多少劳费。熙河之败，丧兵十万，神宗临朝大恸，自此得疾而终。后来蔡京用事，又以为不可弃，用兵复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启之，遂至中朝倾覆。反思郑公之言，岂不为天下至论!神宗锐意为治是不错的，他开始时用人不疑，有眼光，有见识，比如用富郑公，互相信任，君臣相得，使社会发展很有成效。但在论到军事问题时，他们却没有互相理解对方的话，尤其是神宗没有理解郑公的话：希望陛下二十年都不可谈“用兵”这两个字。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要理解是何其之难啊!而理解这句话又是何等的重要啊!神宗要做“用兵”的事情，郑公坚决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自然合不来，君主又不能理解大臣的深刻的见解，郑公自然要失去权力。后来神宗非常相信王安石，终于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的错误见解暴露于军事实践中。他好大喜功地只管用兵，却又没有本事用好兵，浪费了无数的财力物力，杀了那么多人，使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西蕃的少数民族不过是小小的骚扰，只是打一阵就退，打一阵便了，我们却孤军深入，侵犯他的疆界，刚刚夺得鄯州等一些空城，就大奏捷报。朝廷不认真调查核实，就任命官员派兵驻守。其实我们得到的依旧是空城。城外都是番人，所以无法治理这样的地方，等到实在不能坚持又不能回归朝廷，就只能发兵去把他们迎接回来，浪费了多少国家财力啊!到了熙河大败，损失了十万兵士，那时候神宗在朝廷上痛哭失声，从此以后得了疾病就没有能再起来。后来蔡京当政时，坚持神宗的军事政策，认为不可放弃以前的军事原则，用兵仍然不利，与少数民族就不得不进行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从神宗时代就种下的祸根。最后北宋政府被推翻了，就是因为最高领导人没有听从和理解正确的意见。朱熹不但深刻认识到高层次理解修辞的重要性，而且反复强调认识这种重要性的社会实践意义：“反思郑公之言，岂不为天下至论!”等丁说，如果皇帝理解了郑公的话，就不会有北宋政权的灭亡!就不会有人民的流离失所、白骨遍地!难道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实践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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