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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回族话中词语的“转用”现象
作者：李生信
关键词 回族话 “转用” 民族母语
西北回族话中有一种特殊的用词现象，就是在汉语中夹杂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词的借用现象，笔者以为不尽恰当。借词是借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中的词汇来丰富自身的词汇系统，借词的基本特征就是词语的借用。和汉语中的其它借词相比，西北回族话中这种特殊的用词现象，产生于特殊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下，出于特殊的民族语用心理文化的需求，有着十分鲜明的民族语言文化特征。我们不能把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简单地看作借词。首先，还应从西北回族话中这些特殊词的本源谈起。一般认为，回族先民最早使用的语言主要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来源于不同族源的回族先民操着不同的民族母语，他们在内部交际中都使用各自的民族母语，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交际时也使用自己的民族母语，这样，无论民族内部交际还是民族外部的交往，都有种种不便，为了最大限度地缩小这种不便，回族先民便逐渐开始使用汉语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回族先民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母属语言，把汉语作为民族对内和对外交际的语言工具，回族先民的语言也随之由民族母语转化为汉语。站在回族话的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西北回族话中的这类词，并不象一般的借词那样属于外来语言的借用，西北回族话中的这些特殊的词，属于先民语言的积存。回族先民在由民族母语转用汉语的过程中，把许多民族母语词汇代人汉语之中，形成了现在这种在西北回族话中夹杂着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波斯语词汇的特殊的转用现象。严格地说，这就是词语的“转用”，即在由民族母语转用汉语的过程中，把先民的语言自然而然的代入汉语中，成为汉语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些一般认为被借用的词语，是回族使用的汉语中本身就有的，不存在借用和吸收的问题，只是在具体语用过程中因为意义附和和习惯而成为具有回族文化特色的词汇，使这些汉语词汇带上了宗教内容。
西北回族话中的“转用”词，主要指那些用汉语音译的词，也有一些音意合译词，如，“安拉”，(阿语“真主”)，“古尔邦”(阿语“宰性”)，“胡达”(波斯语“真主”)等，这些音译词融入回族使用的汉语中后，就要服从本民族语言的内部规律。在语音方面，它是按照自己的语音系统汉语化了的。回族教民念“安拉”、“古尔邦”时，用的是汉语读音，有自己的声调，符合汉语声母、韵母相拼的规则。在使用上也符合汉语的语法习惯，由于汉语的名词缺少性、数、格的变化，因此，在阿拉伯语词、波斯语词中有这种变化的名词进入汉语以后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特点。因为这些转用词中的不少词语，都具有宗教的内涵，不便于用一个相应的汉语词来代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借用它的读音，运用它原有的意义。回族群众对这些词确切含义的理解，一般是通过“阿匋”讲“瓦尔兹”(阐释经典，阿语)来实现的。这些词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和宗教联系密切的宗教用语，如“伊玛尼”(信仰)，“穆斯林”(特指伊斯兰教教徒)，“伊玛目”(学者)，“满拉”(清真寺里求学的学员)等等；另一类是日常生活用语，如“主麻”(礼拜日，特指七天的聚礼)，“恕迷”(波斯语，倒霉)，“乌巴力”(波斯语，可怜)，“山办布”(阿语，机遇)等等。这些词出现在汉语的句子当中，并不破坏汉语的原有组合规则，它从属于汉语语法，成为汉语中的一部分。如“这个人多乌巴力”，这个句子中“乌巴力”处在谓语的位置，作了句子的谓语。
西北回族话中的“转用”词，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现代汉语中借词的不同。汉语借词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汉语时期，《史记·周本纪》记载：“至纣死所，武王射之三发而下车以轻剑击之”，这段话中的“轻剑”指的就是“轻吕”，是匈奴的“轻路”，意为宝剑，源于突厥语。汉代以后，随着与匈奴的征战与交流，许多匈奴语言传人汉族民间，成为汉语中的借词。“胭脂”的语源也出自匈奴语“阏氏”．匈奴人把已婚的女子称“阏氏”，汉代“阏氏”指匈奴首领单于的妻子，又译作“烟支”“烟肢”“胭脂”“胭支”“燕子”“焉支”等，后来在汉语中只保留了“胭脂”的用法，并逐渐演变成一种化妆品名称。东汉以后，随着佛教的大量传人和佛经的翻译，大量佛教术语传人中国，并成为汉语借词的重要来源，如“浮图”“罗刹”“智慧”等。
从汉语借词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古代汉语中的借词主要来源于民族征战、民族商贸和民族交流中的语言交流。在回回民族尚未正式形成之前，汉语中就有了一些源于回族先民母语的词汇，如“葡萄”“苜蓿”“狮子”“石榴”“胡桃”等动物、植物的名称都是从西域引入的，是汉语对西域语言的借用，属于词的借用现象。而现代西北回族话中的“转用”词则源于回族先民使用汉语之后，来源也比较单纯，主要源于民族宗教的需求，所以，西北回族话中的“转用”词主要以表现伊斯兰教宗教生活为主。总体上看，“转用”和借词相比，最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其一、使用对象不同。回族人在民族内部交际时经常使用这些词，象“乃玛孜”“胡达”“色俩目”这些词在西北回族内部交际时已经司空见惯了，回族人和汉族交际时并不经常使用这些词语。现代汉语中借词的使用并没有这种交际对象的限制。其二、使用场合不同。西北回族话中的许多“转用”词，大都用于宗教活动中，在宗教活动场合，这些词使用频率较高一些，在一般场合，这些词的使用率相对较低一些。现代汉语中借词的使用，对语言环境的选择并不这样严格。其三、使用阶层不同。回族宗教人士，宗教意识较强的穆斯林使用“转用”词的频率要明显高于一般回族人。西北回族话中的“转用”词，民族特征十分鲜明，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借词，甚至连自身的借词本源都已十分淡化了。
西北回族话中的“转用”词，比之一般现代汉语中的借词要更加稳定一些。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借词随着生活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已经消失，而西北回族话中的“转用”词一旦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化。这些词进入汉语后，努力保持着独立的母语特征而避免被汉语完全同化，如“古尔邦”(宰性)、“尼卡哈”(证婚词)等，大多是直接的语音对译，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词的民族语源。
西北回族话中的“转用词”和现代汉语中的借词相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有明显的差别。西北回族话中词的“转用”主要来源于回族先民语言的遗存，现代汉语中的借词则主要来源于新概念的输入。西北回族话中的“转用”词，大多数是回族先民在转用汉语后把自己的民族母语词汇代入汉语中。严格地说，西北回族话中的“转用”其实就是语言的传承现象。而现代汉语中的借词主要是随着外来事物的输入进入汉语中的。西北回族话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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