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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气为主”：韩愈散文的句法修辞
作者：杨国安
关键词 韩愈 散文 句法修辞
韩愈在六朝隋唐骈体文长期流行之后，力倡古文，并以其横放杰出的创造力确立了新的散文传统，成为司马迁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散文作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写作为修辞学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语言现实。
历来评论韩文的人，都对韩文的汪洋恣肆的气势极为推赏。皇甫湜称赞韩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苏洵也称赞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都着眼于韩文强盛的气势和力量。这种气势和力量与其精神世界的充实强盛是密不可分的。韩愈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在著名的《答李翊书》中，他把“气”与“言”之间的关系比喻成水与浮物的关系：“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既是一个学问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个爱憎分明、感情强烈的人，所以他的散文往往写得气盛言宜，闳中肆外。从另一方面说，这种强烈情感的表达和气势的形成，也和他所使用的句法修辞密不可分。
一、长句的使用
句子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基本单位，句子的长短取决于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当然也和作者的个性、气质相关。一般地说，长句不仅能够传达更多的信息，也宜于表达丰富强烈的感情，同时又可以形成一种富于动感和冲击力的气势。韩愈的散文中常常使用一些长句，来表达其强烈的感情。宋代的李涂在《文章精义》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司马子长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韩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苏子瞻亦然。初不难学，但长句中转得意去便是好文字。”司马迁、韩愈文章中是否真有那么多一二百句、三五十句“作一句下”的文字姑置勿论，韩文中多用长句却是事实，长句的使用大大加强了语势，增强了表现力和感染力，是韩愈表达强烈感情时常用的手法之一。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其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的一段话：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旧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无知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少愧!
在这段话中，韩愈以一个长达八十多字的句子形容世俗交往中人情的淡薄和险恶，不仅将世俗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而且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淡薄世风的厌恶之情。在《原道》、《张中丞传后序》等文章中，也都较多地使用了长句，形成了文章强烈的感染力和旺盛的气势。
二、感叹句和设问句、反问句
强烈的感情色彩是韩文最突出的特色之一，在他的祭文、赠序、书信、议论等文体中，这种特色尤为突出。在这些文章中，为了表达这种强烈的爱恶之情，韩文中大量地使用了感叹句和设问句、反问句，从而强化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韩愈的《送董邵南序》是历来为人推赏的一篇妙文，文章虽只有短短的一百来字，但一唱三叹，备极吞吐，故而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推之为韩愈赠序文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和感叹句的使用大有关系。全篇三小段，前两段结尾都以“董生勉乎哉”的感叹结束，先后呼应，使整篇文章都笼罩在浓烈的抒情氛围中，将作者的惋惜之情、慰勉之意、委婉的劝阻之意都包容其中，意蕴丰富而含蓄不尽。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文章将琐琐家事的叙说和痛失骨肉的无穷哀伤交织在一起，写得“情意刺骨，无限凄切”。其中段写到由于各种拘牵，叔侄未及谋面，即成永诀的无限悲戚之情时，用了这样一段文字：
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先是疑问，接着是反问，再接下来是痛定思痛的感叹。对于这一段文字，清人过珙评论说：“看其中幅，接连几个‘乎’字，一句作一顿，恸极后，人真有如此一番恍惚猜疑光景；又接连几个‘矣’字，恸极后，人又真有如此一番槌胸顿足光景。”这样表达的效果，确实给读者以“满纸血泪，不敢多读”之感。
一般来说，论说文是以阐明作者的某种观点和认识为目的的，从文体自身的要求看，比较重视论辨的逻辑性，为了使论述显得客观，作者的情感因素一般都是暗含或经过淡化处理的。但韩愈的不少论说文，在注重观点的鲜明，论述的充分，逻辑的严密之外，还包含了强烈的感情因素，也较多地使用了一些宜于表达强烈情感的句式。如他论说文的代表作《原道》中，在追溯了孔子去世之后异端思想对儒家正统的侵害和当代学者对儒释道三家关系的错误认识后，就分别使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两段话，“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求之?”“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可谓一段之中，反复致意，充分表达了对佛老异端思想的批判。他的《师说》、《马说》、《读墨子》等许多著名的论说文中，这些句法的使用对主题的表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排比句的大量使用
宋代陈骥的《文则》是较早具体地探讨文章写作技巧的专著，在谈到排比的运用时，他认为此种手法可以“壮文势，广文义”，在他看来，韩愈对这种方法的使用是高度自觉并效果显著的：“韩退之为古文伯，于此法尤加意焉。如《贺册尊号表》用‘之谓’字，盖取《易·系辞》：《画记》用‘者’字，盖取《考工记》；《南山诗》用‘或’字，盖取《诗·北山》。”他所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韩文使用排比最为集中和突出的篇子。《贺册尊号表》中连用了八个“之谓”揭示出群臣所拟宪宗尊号的意义，《画记》全篇以数十“者”字为骨对画中人物、马匹、杂物进行叙写，《南山诗》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叙写终南山群峰的不同姿态，这些排比句的使用，不仅使意义的表达更为周详，也有助于波澜壮阔的文势的形成。论说文如《原道》中也有大量的排比句法。
韩愈的有些文章中，将排比与比喻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博喻”。宋代的洪迈就注意到了这个方面：“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韩公《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盛山诗序》云：‘儒者之于患难，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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