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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语言行为的社会文化解读
作者：刘玉屏
一题的调查中，选择“每天说”和“经常说”两项的人数加起来只有54.55％，42.92％的人表示只是“偶尔说一点”，另有2.53％的人表示“根本不用”。而在“您现在经常说普通话吗”一题调查中，选择“每天讲”和“经常讲”的人达到89.90％。总体来看，普通话是大部分农民工打工期间使用最多的交际用语。
2.3普通话程度普遍提高。部分农民工老家话程度弱化
打工后，随着使用量的增加，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在“您觉得打工以来，您的普通话有变化吗”的调查中，表示“比以前说得多了”的占78.79％的人回答，表示“比以前说得好了”的也占到71.72％(此题可多选)。
从农民工对其普通话程度的自报来看，“听”的方面，“完全能听懂”的占91.92％，另有8.08％的人选择“基本能听懂”；“说”的能力方面，“能熟练交谈且发音准确”和“能熟练交谈但个别音不准”两项合计171人，占总人数的86.36％，选择“基本能交谈但方音较重”的占9.06％，选择“只会说一些日常用语”和“基本不会说”的仅占4.04％。我们根据调查录音，将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分为四个等级进行了重新归档：(1)能流利准确地使用；(2)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3)能熟练使用但方音较重；(4)基本能交谈但不熟练。其中，归入(1)档者30人，归入(2)档者139人，归入(3)档者19人，归入(4)档者10人，总体情况比较好。比较农民工与全国乡村人口和全国城镇人口普通话程度，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高于后两者。
与普通话水平普遍提高相反，部分农民工的老家话因疏于使用而出现程度弱化。老家话“听”的能力都没有问题，100％的人选择“完全能听懂”；但“说”的能力方面，16.16％的农民工选择“能熟练交谈但个别音不准”。老家话使用程度退化者主要是一些年龄较小和打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表示老家话“个别音不准”的32人中，打工时间在3年以上者30人，年龄在30岁以下者26人，两位40岁以上的农民工打工时间都在16年以上。这些农民工在日常交往中都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老家话的使用量较小，久而久之出现程度弱化。为进一步了解打工行为对农民工老家话的影响，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这样一道题：“您觉得打工以来您的老家话有什么变化吗”，结果40.40％的人表示“有些变味。说得不地道了”，27.78％的人表示“有的意思用老家话不会表达了”，39.90％的人表示“讲老家话时会混入普通话成分”。
2.4称谓语使用呈现出一定的城市趋同倾向
称谓语是言语交际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语言单位，称呼对方是口头交际的第一步，在各种交际策略中。称谓是最基本的策略。同时，称谓语又是一个敏感、开放的词汇系统，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更新，都会引起称谓语义及其功能的变化，导致个人乃至社会称谓语使用的变化。我们通过对农民工称谓语使用情况的调查，考察其打工期间对言语交际策略的调整。调查显示，打工期间农民工在称谓策略方面作出了一定调整，体现为称谓语使用呈现出一定的城市趋同倾向。
调查围绕“配偶称谓”(包括男性配偶称谓和女性配偶称谓)、“陌生人称谓”(包括陌生年轻女性称谓、陌生中年女性称谓、陌生年轻男性称谓和陌生中年男性称谓)和“雇主妻子称谓”三类共7种社交称谓语展开，分别获取“打工前”和“打工后”两方面数据。
比较“打工前”和“打工后”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的称谓习惯已偏离乡村，向城市靠拢，呈现出与城市居民趋同的倾向，具体表现为：配偶称谓中，带有封建男权色彩的称谓语(如“我屋里的”)选用人数有所下降，有的不再有人使用(如“我女人”)，而贴近城市社区称谓习惯的称谓语(如“老公”、“老婆”)选用人数有所上升；陌生人称谓中，一些带有城市风格的尊称(如“小姐”、“先生”)和一些带有当地特色的尊称(“老板”、“老板娘”)选用人数有所上升，而多用于农村社区的拟亲属称谓语(如“大姐”、“大哥”、“大叔”、“大嫂”)选用人数有所下降；顾主妻子称谓完全采用义乌居民普遍使用的称谓语(“老板娘”)。打工后选用人数增加较大的称谓语有：配偶称谓语中的“老婆”和“老公”、陌生年轻女性称谓语中的“小姐”和“美女”、陌生中年女性称谓语中的“阿姨”和“老板娘”、陌生年轻男性称谓语中的“先生”和“帅哥”、陌生中年男性称谓语中的“老板”和“先生”。
打工后选用人数明显减少的称谓语有：配偶称谓语中的“称姓名”、陌生年轻女性称谓语中的“小妹大姐”类、陌生中年女性称谓语中的“大婶”类、陌生年轻男性称谓语中的“大哥小弟”类、陌生中年男性称谓语中的“大叔”类。
2.5语言认同具有主流趋势，语言态度比较开放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语言态度主要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对普通话的社会功能认同很高，对老家话有深厚的感情。
对老家话的评价中，情感方面两个指标的平均分值高于认知方面的两个指标，可见农民工对老家话的情感评价很高，认知评价则不太高。在情感评价的两个方面中，“亲切”指标的平均分值又高于“好听”指标，“亲切”是农民工对老家话最突出的感受。
对普通话各项指标的评价都高于老家话，对“有用”指标的评价最高，反映出普通话对于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意义。一位43岁的江西籍农民工告诉调查员：“现在在外面就靠普通话吃饭呢。”值得注意的是，普通话情感方面两个指标的平均分值都超过了老家话。可见普通话在农民工中已深入人心。
比较农民工与全国城镇人口和全国乡村人口对老家话和普通话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对老家话特殊的情感认同，对普通话社会功用的高度肯定。
从上述两个表来看，农民工对老家话“亲切”指标的评价均高于其他两个比较组，对普通话“好听”和“有用”指标的评价也高于后者。
第二、既愿意保持老家话，又对老家话的“失传”表现出较高的接受度，学习“他人”话语的热情较高，语言态度比较开放。
农民工普遍愿意保持老家话。在对“您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会说哪些话”一题的调查中，81.67％的农民工选择了老家话。在对“您希望老家话将来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的调查中。46.96％的农民工表示希望老家话“在一定范围内发展”，16.16％的人表示希望老家话“有很大的发展”，14.64％的人表示“无法回答”，只有4.55％的人表示希望老家话“在不久的将来不再使用”。
不过，对于假设的老家话失传的情况，农民工却也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在“如果将来您的子女不会说老家话了。您会有什么感觉”一题调查中，34.57％的人表示“能接受”，35.80％的人表示“无所谓”，24.69％的人表示“很可惜”，4.94％的人表示“巴不得”。
农民工不仅对学习普通话持积极态度，不少人还对学习外语和其他汉语方言表现出了较高的兴趣。在“您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会说哪些话”一题调查中，普通话和英语是选择人数最多的两种话，19.17％的人表示希望子女会说义乌话。10.83％的人表示希望子女会说一点其他汉语方言。许多农民工表示子女会说的话越多越好。
3 结语：一种社会文化解读
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是农民工积极提升普通话水平、学习“他人”话语、扩大自身语库的主要动因，而对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使得农民工的老家话有相当保留。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对都市文明的向往使得“新时代”农民工在语言使用和言语交际策略上都表现一定的城市趋同倾向。语言生活的复杂化、城市文明的熏陶以及融入新生活的渴望，又带给农民工比较开放的语言态度。
义乌市农民工语言调查显示，打工行为对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农民工语言行为上发生的种种变化，增加了他们对城市社区生活环境的适应力，对提升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改善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由于农民工活动在乡村与城市之间，随着他们的返乡，其语言行为中的某些特点必然会被带回农村，对乡土社会的语言使用产生一定影响，然而，不同言语社区的人们往往受不同的言语行为规范制约。因此，农民工能否成为城市言语行为习惯向乡村扩散的桥梁，打工行为在促进城乡语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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